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出书版）第 19 节

这说明，主推此事的宰执是中书侍郎傅尧俞，其余宰执也无甚异议，门侍郎刘挚虽然稍有疑虑，但随即也表示赞成，也主表说：“昨政事更改皆，无可论。但失意之无害于政者，则与之可也。”(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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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刘挚的度有转。五年八月，在给氏的封密奏中说：

臣等从同共拟温伯差遣，止见其阕召还旧职，为当，即见得向议论有利害如此。今实敢隐默遂非，误圣政。

指，“既将此事卜朝廷意旨，则去留之际，中外生观望，摇事机，无甚于此”，希望氏将温伯外任，以“使正有所辨，是非有所归”(150)。刘挚之意，元祐既定的政治路线是能摇的，邓温伯事，导致御史中丞梁焘、左谏议夫刘安世、右谏议夫朱光皆迁为职(151)。而这些自元祐初年以坚定移地推着朝廷去新立旧、去存正，是元祐政治路线的中坚。们离开言职，在刘挚看就是危险的信号。

刘挚的担忧，更在于执政圈的化。五年七月，刘挚罢门侍郎，在氏的敦促，于八月复位视事。刘挚自述罢的理由有三，其中第二点关涉颇：

元祐政事，更首尾者零落无几，独吾与微仲在，余者至，远者才年尔。虽见其异，然得谓之趣向同也。或漠然两可，或藏其意，为可测。或以异意入其害，公肆诋諆。挚近因中司章论政有云：“愿戒臣，共敦此义，勿谓预改更之事，遂怀同异之心。”于是所谓至者皆乐，乐则意得生矣。故政论，相向背为朋，而吕相亦自都司吏额事，于吾有疑心。夫共政事者六，而有异志；同利害者才二，而有疑心。则岂独孤立之易，实惧国事之有病也。古有安国之志、全之智者，多引避之，此可去二也。(152)

刘挚自己面临两矛盾。是自己与左相吕防之间的矛盾，即所谓“同利害者才二，而有疑心”。再者就是自己与“至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基于政治理念、路线的差别，是更为本的，即所谓“共政事者六，而有异志”。那么刘挚到底指谁呢？

五年七八月间，宰执的构成如：左相吕防、门侍郎刘挚、中书侍郎傅尧俞、尚书左丞苏颂、尚书右丞许将、同知密院韩忠彦。这六，除了刘挚自己和吕防，其余都是所谓“至者”，其中苏颂最至（五年三月），傅尧俞先之（四年十月），许将和韩忠彦又先之（四年六月）。

苏颂向给博学多识、明习典章的印象，太卷入政治纷争。刘挚年的时候曾得到苏颂的赏识，两的私可能直错(153)。面对微妙的政治局，苏颂表现得很有远见：

方颂执政时，见哲宗年幼，诸臣太纷纭，常曰：“君，谁任其咎耶？”每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哲宗有言，或无对者。惟颂奏宣仁，必再禀哲宗；有宣谕，必告诸臣以听圣语。及贬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颂，哲宗曰：“颂知君臣之义，无议此老。”(154)

第章已经指，在元祐中枢制中，平章军国（重）事、宰执间差等有序的权分机制，都是围绕着氏垂帘而作的，未太考虑哲宗本的地位。到了元祐期，随着哲宗渐成年，这制的危机也逐渐，苏颂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并试图有所补救，《宋史》本传称其“器局闳远”，确实很恰当。

再看傅尧俞。如所述，傅尧俞是邓温伯除命最主的推者，随着刘挚在邓温伯事度的转，对傅尧俞的疑心亦渐重。五年十二月十七，宰执议及数除命，其中包括以侍御史孙升为起居郎、以杜纯为侍御史，刘挚当即表示反对，在记中说：

挚度防用纯者，盖范纯礼所属；用升者，自许将之去，傅尧俞及纯礼之数数延誉邓温伯，冀引补其阙，而患升之在言路，故先升以待之。升与梁、刘辈论温伯，故朋架造如此。(155)

许将罢尚书右丞在十二月(156)，刘挚这时很担心邓温伯被傅尧俞引为执政。至元祐六年正月，宰执商量知贡举选，“始用侍御史孙升同知”，又因刘挚反对而作罢：“挚意谓邓温伯必补许将阙，其疑升必论列，故谋以此五十拘之也。”(157)因为知贡举者必被锁院，故孙升就无法履行言官的职责。自始至终，刘挚最怀疑的立异之就是傅尧俞。

再看韩忠彦和许将。元祐四年六月，韩忠彦和许将分别被除为尚书左右丞，右谏议夫范祖禹言：

二者，皆风节立，望素，置之庙堂无以重国，惟无所禆益，未必为回，陛久当自知之耳。忠彦，韩琦之子，琦之所无所有，惟能随时俛仰，观望朝廷，附会权以取富贵而已许将亦无才能，唯善希执政，凡议论多为两可之言，士夫无之。(158)

在范祖禹看，韩忠彦和许将都是靠住的，许将更是度暧昧。刘挚对许将的评价是：“将惠，明见事理，而所趋甚异。”(159)且据说许将在元祐任执政时，“自以在先朝为侍从，每讨熙旧章以闻”(160)。

这样的话，元祐五年七八月时的执政六之中，刘挚所谓“有异志”者，首先是傅尧俞，其次应该是许将、韩忠彦、苏颂。而邓温伯事中，真正坚持懈地引用邓温伯的是中书侍郎傅尧俞（宰相吕防也赞成）；至于刘挚，虽也曾参与其事，但并非主推者，更是明确反对。因此，苏辙在《遗老传》中所说“吕微仲与中书侍郎刘莘老二畏之，皆持两端，为自全计”云云，与事实有很的差距。

苏辙这错误，方面自是因为时隔甚久，记忆模糊，将中书侍郎傅尧俞与门侍郎刘挚的角并了。苏辙自称，整理《遗老传》时，“予居颍川六年，岁在丙戌”(161)，即崇宁五年（1106），距元祐五年（1090）已十六年。另方面，也与苏辙对刘挚的度有关，在《遗老传》中这样描述任右相的刘挚：

时吕微仲与刘莘老为左右相。微仲直而暗，莘老曲意事之，事皆决于微仲。惟退士夫，莘老窃其柄，微仲悟也。辙居其间，迹危甚。莘老昔为中司，台中旧僚，多为之用，非意见。(162)

是知苏辙对刘挚直很有意见，故在十余年抨刘挚“持两端，为自全计”，也是纯属记忆有误。“中书侍郎刘莘老”这错的说法，就在时间与的重作用现了。

问题是，即使纠正这错误，元祐五年“调”也绝非像苏辙所说的，是二宰执的私意，述元祐五年七八月间的宰执六中，有四的政治趋向实皆暧昧明。这种局面的形成，肯定是没有原因的，这就必须考虑此时女主氏对时局的思考、部署。

二氏的部署

《行年记》曰：

乃拟（作者按，即指邓温伯翰林学士承旨除命），太皇太曰：“温伯兼是延安府笺记旧臣，乃随龙也。”命既，王岩叟封还，以温伯确也。太皇太谕曰：“谓温伯确，非也。昔论相州狱事，与确异。今且可罢承旨，以龙图阁学士为侍读（四月二）。”(163)而岩叟复封还之，（梁）焘、（朱）光及刘安世等皆继论列

已而太皇太谕曰（四月四）：“言者必疑温伯别有用，所以如此争论。然止是见得眼事，向亦未可知，安能今扼温伯也？昨害民之事更改少，知久如何？每思及此，令可堪。然台谏之言可行。”遂以温伯知南京。（温伯知南京，已附于四月二，其实乃四月四也。）刘挚曰：“若忘温伯，异时是可任使。”即谕曰：“与记，当待别除差遣。”

二（六），太皇太曰：“此除本于执政拟，若见得允当，固如此执持。”又曰：“言事官当并与稍迁。”而焘等论温伯已，故皆移官。

从引记述看，氏对邓温伯的度是明确的、贯的：将邓留在京师，为此惜罢去梁焘、刘安世、朱光的言职(164)。氏的考虑到底是什么呢？

引文中，氏在四月二提：“温伯兼是延安府笺记旧臣，乃随龙也。”这句话很有意思，按宋哲宗在登基系延安郡王，邓温伯在神宗元间任翰林学士时，兼掌皇子阁笺记(165)。对于这点，刘安世批评说：

代创业之主，经纶草昧，乃有豪杰之士，用为佐命之臣，谓之攀附可也。继之君，或由储贰，或自藩邸，宫王府，咸备僚属，以其有保傅之恩、调护之效，谓之攀附亦可也。恭惟陛初自妙龄，未遑，诞膺天命，遽践宸极，中间温伯虽曾暂掌笺记，何尝得望清光？而遂以攀附加之，循名考实，显为非据。(166)

所谓皇子阁，即自宫中就藩邸，开府置官(167)。刘安世的批评指了个重事实：哲宗在登基，甚至还没得及阁(168)，从而也就没有所谓的潜邸旧，邓温伯虽任笺记，其实从未有机会得见年幼的哲宗。这况，氏肯定是了然于的，但仍以“随龙”为由，冀将邓温伯留在京师，肯定是有别的考虑。

四月四，氏又有“每思及此，令可堪”之语，透了氏对未局极的忧虑。元祐五年六月，正当邓温伯事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氏对宰相吕防等说，考虑到皇帝渐成年，自己曾令入侍省检寻仁宗朝的纳故事，“各为年，并无稽据”，而“有司故事必有存者，可以讲寻”(169)。即元祐五年夏时，哲宗赵煦的婚事也在氏心中盘桓，这就意味着清醒地意识到皇帝的成年、政指可待，女主垂帘的子则屈指可数。这局面给提了个全新的课题：所定的政治路线怎么能维持去？因为这是涉及将本历史地位的重问题。在这节骨眼，元祐五年二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致仕(170)，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年也逝世了，司马光则早就卒于元祐元年。

在这种老臣、重臣凋零殆的，邓温伯的意义就很特别。邓既同于元祐，亦立异于蔡确，其角正于新旧之间。与其将被地接受所谓“新”的涌入，如现在主用像邓这样立场暧昧之，正可借机调和矛盾。更重的是，邓温伯与小皇帝还有掌笺记的渊源，虽然只是名义的，但这也是对宋哲宗本的种重视、安。这点，就是谏官刘安世辈所能虑及的了。

此元祐六年（1091）闰八月，又有两次未完成的事安排，透氏正在为垂帘时代作准备。是安焘。安焘自元六年（1083）起任同知枢密院事，元祐初又知枢密院事，直到元祐四年七月才以丧去位(171)。到六年闰八月，安焘除丧：

执政检举呈，吕防曰：“据理当还旧职。又缘有赵君锡、贾易两章论列。”太皇太难之，王岩叟曰：“若还旧职，必致言。”太皇太随曰：“必致言。”防因请除郓州。诏可。(172)

所谓“太皇太难之”，说明了氏本意仍以安焘知密院，又担心反对意见太多，难安。安焘的经历与邓温伯是类似的，而且安焘也是度温和的元旧臣。本书第章已提及，安焘虽然是熙之臣，但在新法问题其实相当中立。

另次是李清臣和蒲宗孟。吕防、刘挚用李清臣为吏部尚书、蒲宗孟为兵部尚书。此二皆元时的执政，其中李清臣元祐元年由尚书右丞左丞，到元祐二年四月方罢。对于李、孟之除，据说氏“有黾勉从之之意”，但苏辙提醒：

今用此二，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此三者，非有恶，但与王珪、蔡确辈并，意思与今圣政。见今尚书共阙四，若并用似此四，使互类，气，非独臣等奈何得，亦恐朝廷难奈何矣。(173)

最是反对的意见占了风。

这两次未能完成的任命，氏或“难之”，或“有黾勉从之之意”，都说明了的两难境：方面是可逆料的未，需作安排，故几次试图将些立场甚鲜明的“熙旧臣”引入朝中，以缓和局、稳定哲宗的绪；但另方面，这些安排又能威胁到当的政治路线，反对的意见又得听。在这基础，就可更入地理解元祐末年的几次宰执任命。

次是七年（1092）六月，苏颂升任右相、梁焘为尚书左丞、郑雍为尚书右丞。苏颂的度已见说，对垂帘制的危机有刻认识。郑雍其，“方熙宁、元间，臣更制化，士夫有所希，多次见用，顾公先朝馆阁旧，独静默自守，徊翔，称为者”(174)，是个政治立场较为温和的。

再看梁焘，虽在元祐五年极反对邓温伯的用，但在七年五月对氏说：

今选正中宫，已得贤淑。冬至礼，自当郊见天地，天意事，协应。惟是政机之繁，久劳同听，归权主，可时。此陛今甚盛之举也。退托宫，颐神典，远光，垂法万世，岂美欤！愿早赐分，以彰全德。(175)

哲宗立就在四月，梁焘随即提结束垂帘，归政主，即主张主的权转移。梁焘次月即被擢为尚书左丞，说明氏心中也在考虑还政的问题。至十月南郊祭天地，梁焘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切惟渊衷远虑识，用臣言自适其时矣，伏望检会奏，早赐诏音，断归主，以全功。”还建议：“先帝臣多以材，可稍复用，委以别都名藩，以全终始。”(176)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位置的化，梁焘对于元祐政治路线的危机有了清醒的认识，转成了个调和论者。，梁焘最终于元祐八年六月罢执政，史称是其本罢免，且言：“信任笃，言见听，而询材之可用者，非臣敢当也。”(177)显然对氏迟迟还政颇有微词。

再次就是元祐八年七月，氏以范纯仁为右相。范纯仁的特点也很鲜明，般被认为是所谓“元祐”，但却是其中最为温和的，屡屡试图调和统治集团部的分裂(178)。

范纯仁任相两个月，氏就去世了。去世时，三省宰执安排如：左相吕防、右相范纯仁、守门侍郎苏辙、尚书右丞郑雍。这个组中，吕防、苏辙都是氏意志、元祐路线的坚定贯彻者，而范纯仁、郑雍则是调整派。中书侍郎、尚书左丞两个位置缺，这就给宋哲宗政留了用间，同时还必触旧有宰执。这显然都是氏的意。

哲宗首先召用的就是李清臣和邓温伯，苏辙记云：“微仲（吕防）之在陵也，尧夫（范纯仁）奏乞除执政，即用李邦直（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圣（邓温伯）为尚书右丞。”(179)南宋初马永卿所编的《刘安世言行录》抵沿用此说，但加了句：“时臣卒用调之说，遂有李、邓之除。”(180)这正说明，绍圣初年李、邓的召用，也是氏生系列部署的自然延续——将这个机会留给了哲宗本。

从元祐五年开始，氏开始为垂帘时代作政治部署，这其中召用邓温伯、安焘、李清臣、蒲宗孟都失败了，但用苏颂、郑雍、梁焘、范纯仁为宰执则得以施行。这说明，氏的重点在调整中枢权结构，希望之的政策调整能在其安排的结构行，而是彻底改既定的元祐政治路线。氏生直未曾主还政，说明无意真正放手。但的部署重点同：开始着意用度温和的“熙旧臣”，期则主从所谓“元祐臣僚”中选拔，如梁焘、范纯仁。

但是，局的化意料，发起扫除元祐之局的，竟然并非所谓熙旧臣，而是另批。

三何首倡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