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出书版）第 18 节

对这历史事件，辈学者多有论及。钱昕认为，氏“于蔡确事免当”，成为此“旧”被报复的渊源(114)。断有指，车盖亭诗案是“旧”为了彻底除“新”而制造的起迫害事件(115)。又因为车盖亭诗案涉及蔡确所谓的“定策功”的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车盖亭诗案的起因乃在神宗建储(116)。也有综诸说，认为新旧之争、元末命及其带的祖孙矛盾，两者都是本原因；结果也是新、旧两输(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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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既有研究，理解车盖亭诗案的基本线索就是两条：是新旧争，二是围绕“策立”而导致的氏之忧虑。二者之中，笔者认为，“新旧”之争只是幌子，氏之焦虑则确为关键因素之。除此之外，还需考虑元祐政坛在解决政治分歧问题的思路。

吴厚奏在元祐四年四月，这个时机经心选择。案蔡确于元祐二年二月知安州(118)，次年二月知邓州（治今湖北邓县）(119)。车盖亭在安州，因此《夏中登车盖亭》绝句十篇的“夏中”当指元祐二年夏。而吴厚于元祐元年六月知汉阳军(120)，乃安州之邻郡，故吴厚得地利之。这样的话，吴厚早在诗案发生两年就有机会笺释蔡确诗。又，吴厚奏，安州报告：

蔡确所作诗，初题于牌，及移邓州，行驿，复使取牌去，洗其诗，以牌还公使库(121)。

蔡确移邓州在元祐三年二月，蔡确于此时洗其诗，很可能是听闻到利于己的传言，而此时距诗案仍有年多。

对吴厚说，吴安诗于元祐四年三月为右司谏(122)，就是良机。吴安诗的吴充在熙宁九年（1076）至元三年（1080）间任宰相，“素恶蔡确”；而且，蔡确“治相州狱，捕（吴）安持及戚、官属考治，钩致充语”(123)。吴安持是吴充的另个子，吴安诗的兄。故吴安诗之于蔡确，可谓负兄之憾，这是广为知的事。

吴厚疏之，果然是吴安诗第个弹劾蔡确，接着就是左谏议夫梁焘、右正言刘安世，这些都是谏官。事发，梁焘和吴安诗问氏：“言路更有何论列？”得到的回答是：“唯卿等及刘安世外，别无章疏。”于是梁、吴、刘三言：“今蔡确悖逆，指斥乘舆，而御史台职在按举，曾无言。”(124)可见在蔡确诗案，御史台和谏官的表现迥异。这种区别，有非常特殊的制度背景，笔者已经在详论，此赘述(125)。制度之外，元祐二年至四年形成的事格局是更重的背景，此已见所论。

面也指，这种事格局的形成，是所谓的新旧争的结果，而是氏维护权威与维护元祐政治路线之间的张所造就的。所以当蔡确诗案摆在诸面的时候，各的考虑也是非常同的。五月二，太皇太与宰执讨论此事：

太皇太谕执政：“确多在朝。”范纯仁曰：“确无。”吕防曰：“确诚有在朝，纯仁所言非是。”刘挚亦助防，言确诚有在朝(126)。

，太皇太与辅臣共议再责蔡确，又是“独范纯仁及王存以为可”(127)。

蔡确的问题，涉及氏本在元末年拥立哲宗时的角问题，此赵翼、金中枢等已言及。诗案发生时，哲宗赵煦已经十五岁，渐成年，所以在这个问题氏可能退步。蔡确被贬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被指宣传蔡确“定策功”的邢恕，则降为添差监永州在城盐仓兼酒税(128)。元祐六年（1091），蔡确明氏请量移蔡确近地，氏对宰执说：“宫中常说与官家，此险，久远官家奈何得，于社稷，昨因作诗行遣，本非谓诗也。”“若社稷之福，确当。”(129)氏如此除恶务，说明了在自权威问题的毫妥协。

车盖亭诗案中氏的立场如所述，但梁焘、刘安世、范祖禹等认为应该责蔡确，其发点和氏并致。们并非真以为蔡确有意讥讽氏。范祖禹说，蔡确的主罪行是“以凶德叨窃相位，作威作福，欺罔先帝，屡起狱，排陷善良”“市恩结”等，奉承氏是为“宗庙社稷之计”，而非“心私喜怒”(130)。范祖禹的焦点并在“定策”。

刘安世则说：

臣闻自执政，至堂吏，确之与殆居其半，百端营救，齐奋臣窃观二圣临御以，新圣政，蔡确之徒，得逞其志，怀怨望，窥伺颇急臣恐祖宗、神灵、天地眷祐，疾恶贯盈，而以此机授陛也。(131)

梁焘也说：

今因蔡确事，见在廷之臣怀向背，即是非正于是分明，可行也。(132)

两都将诗案之外的意义足，之所以是天赐良机，因为可以通打蔡确和相关，再次明确元祐既定的政治路线。面说，氏为维护自权威，言事官之、韩氏之，实际危害到了元祐既定的政策。但蔡确事则同，氏对权威的焦虑与部分臣僚对路线的担忧，终于可以结在起了。

范祖禹和刘安世、梁焘仍有很同：二希望通蔡确诗案对在朝官僚队伍行次整肃，目标仅仅在于熙臣僚，还在于“元祐诸公”中的温和派。范祖禹则认可这种法，支持蔡确的新州之贬，也支持惩邢恕这样的“素怀心”之辈，但认为，蔡确已经罢相数年，现在朝中臣僚“多非确”，虽然有些主张薄责蔡确，那也只是“所见偏谬”而已，对于这些“偏见异论者，若皆以为确而逐之，臣恐刑罚之失中，之安也”(133)。

但是，范祖禹的言并没有阻止波及面的扩，最终宰执范纯仁、王存，台官李常、盛陶、翟思、赵之、王彭年，中书舍彭汝砺、曾肇皆黜以外任，因为们都主张责蔡确。在传统新旧分类中，除了赵之，这些皆难以归入所谓“新”之列，只属于立场温和的。因此，车盖亭诗案的个重意义，就是再度确认了调和统治集团部分裂的失败，肃清异论，统队伍的思路最终胜利了。

这结局，也为个自元祐二年即已开始的宰执更替程画了句号。自从元祐元年末的苏轼策题案以，宰执部的意见就能统，抵可以分为两派：派主张温和执政，容忍异见，主是吕公著、韩维、李清臣、范纯仁；另派则维护元祐政治路线，图整顿异论纷呈的局面，主是刘挚、吕防。在对言官的度，者抑言官的烈言论，于事多两平之；者则多欣赏那些严守元祐之政的言官，主是“言事官之”的成员。

车盖亭诗案发生时，李清臣、韩维已罢，吕公著已逝。宰执间的对立以范纯仁、王存为方，刘挚、吕防为另方。吕防、刘挚二，号称“惷直”“朴直”或“峭直”(134)，对立场的往往更为严格，在政治度也更为。刘挚在车盖亭诗案个月疏说：

抵自司马光幸亡之，朝廷之事，肯顾患祸，任其责者少矣。(135)

司马光之当政的是吕公著、吕防、范纯仁。刘挚是元祐路线的坚定执行者，言官，对元祐二三年间纷的局面其实。因此，车盖亭诗案中宰执的分歧，隐隐透两个时代，更是两种类型的更替。范、王因车盖亭诗案而罢，标志着这更替的历史程的最终完成，权最终完全渡到吕防、刘挚这些、新锐之的手中。

四本节结语

本节讨论了苏轼和程颐之争议、言事官之、韩维之、车盖亭诗案几场重的政治风波。从中可以看到影响元祐政治展开、演的几个重因素。

首先，苏轼和程颐之所以备受争议，并是因为们是所谓洛蜀的核心，而是因为当时以王安石为戒的政治氛围。苏轼、程颐这两位最“接近”王安石的士领袖，与“安静”这种主流的政治绪格格入。

其次，言事官之、韩维之的现，乃是氏维护自之结果。氏以女主垂帘，权威始终是自己念兹在兹的核心课题。为了权威，也因为自己的倾向，可以选择与反新法者作。同样，为了维护权威，对可能的政治集团如言官之、韩氏之，都是能容忍的——即使这些在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程中曾遗余。这也说明，氏的追与元祐政治路线是有可能冲突的。

最，车盖亭诗案是最为复杂的次政治风波。推它的除了个恩怨外，最主的因素有二。首先是为氏维护自地位。蔡确定策功的说辞，触了氏的神经，因此除恶务。其次是部分臣僚对元祐政治路线的维护，但更有部分的臣僚，希望通此事清除异论，整肃队伍。由此看，蔡确或“新”之名是幌子，车盖亭诗案波及最多的并非所谓的“新”，而是温和派。在氏看，这些在维护的权威够坚决；而在派看，这批容忍甚至收异见，是对元祐政治路线的威胁。

综元祐期的几次政治风波，可以看到是同的政治诉推了诸“名”的现，而非有实际的政治集团崛起，这些风波当然也就主是之的“新旧之争”演、分化的结果。将元祐政治纷争理解为实际政治集团间的针锋相对，各集团有其核心利益，但实际没有任何可以顺利地建立严整的集团阵线。在笔者看，研究北宋中期以的政治，“名”有时候比“实”更为重，价值观、权威比现实利益是更贴切的入手点。

第二节绍述夜

节所讨论的政治风波，主发生在元祐四年（1089）之。元祐期，政治将发生些非常重的化，这些化并非方向致，但最终的结果是元祐政治路线的崩解。由此最为显眼的问题就是：在元祐整整八年之，为什么随着宋哲宗的政，政治路线迅速转向“绍述”？任何谈及北宋晚期政治的论著，必然会涉及这转，但对其原因则多笔带。这转发生在哲宗政，但其突然则说明，酝酿和准备的程必在政的元祐时期。

绍述的背景，是由同层次的思考与安排所构成的。本节探讨的问题是：元祐四年中，太皇太氏、宰执及面的中级官僚，对于未政治的走向有哪些考虑？这又源自什么样的政治形和政治文化背景？

本节从“调”这政治风波说起。节谈到，元祐四年夏的车盖亭诗案，再次强明确了元祐政治路线之可摇，以及整肃异论之必。在这背景，元祐五年（1090）的“调”风波显得颇为异常。“调”的字面意思即调和新、旧两派的分裂。李焘《编》云：“时宰相吕防、中书侍郎刘挚建言，引用元，以平旧怨，谓之‘调’。太皇太颇之。”(136)这事件，近年有数位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且多将其与整个元祐时期发生的几次试图调和政治纷争的事件联系起，认为其现和失败，意味着北宋“争”的烈与步化(137)。本节拟重复述论点，而试图从另外的角度考虑这问题。

李焘关于“调”的记述，实际自苏辙《颍滨遗老传》：

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时心已定，惟元旧分布中外，多起说以摇撼在位。吕微仲与中书侍郎刘莘老二畏之，皆持两端，为自全计，遂建言引用其，以平旧怨，谓之“调”。宣仁疑决。辙于延和面论其非。退，复再以札子论之奏入，宣仁命宰执于帘读之，仍谕之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正，其言极中理。”诸公相从和之。自此参用正之说衰矣。(138)

苏辙这段话，涉及当时很重的些政治向，同时在叙述也有小的问题。文就以此为发点，逐步展开辨析。

苏辙所说的“引用其”云云，实指当时邓温伯（甫）的任用问题。邓在神宗晚年任翰林学士，哲宗初年为翰林学士承旨，元祐二年（1087）八月以丧去位。为“熙旧”（或所谓“新”），在元祐初年未受太的冲。但是，当邓于元祐四年（1089）九月除丧之，的历史问题就被挖了，其除命几经反复（容详述），引起的风波持续了好几个月。

邓温伯除命之所以引起争议，绝是因为本有改政治路线的能，而是在朝士夫以其除命为政治的风向标。门侍郎刘挚说：

昨言者说破温伯实王安石之，故退之际，朋类甚众，正之辨、君子小消之，在此举。既有此说，则中外有向背。自三两月以，士夫汹汹于，造作言语，更相窥伺，心安，皆将温伯及（梁）焘等去住，卜朝廷意旨。(139)

邓温伯除命，反映了当时弥漫在士夫间的对元祐政治路线的种疑虑：经历了元祐初年、元祐四年夏较为严格的政策更革、政治排挤之，统治集团部的分裂是否需弥？朝廷政策是否应刀切地否定熙之政？刘挚所谓“士夫汹汹于”云云，说明在朝士夫中的相当群有此疑虑。这是群什么样的？

苏辙也提：

臣尝论温伯之为，有文艺，无恶，但本弱，委曲从若谓其怀挟诈，能首为阶，则甚矣。盖台谏之言温伯则，至为朝廷远虑，则未为也。故臣愿陛谨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弥坚，慎用左右之近臣，毋杂正伏乞宣谕臣，共敦斯义，勿谓预改更之政，辄怀异同之心，如此而，朝廷安矣。(140)

苏辙最语说明，在当时执政群部，对于是否坚持元祐政治路线是有分歧的。在此，右谏议夫范祖禹就说：“伏望陛明谕臣，凡所措置改，悉遵故常，无得意于新旧之间，别立法。”(141)李焘《编》在此札子特意注云：“《祖禹家传》云，时执政有于新旧法别创立者，祖禹以为可，故及之。”(142)因此，所谓的“调”及围绕它的争议，也反映了朝廷层在未政治走向的犹豫、分歧。那么，范祖禹所谓“于新旧法别创立者”的执政、苏辙所谓“预改更之政，辄怀异同之心”的臣，都是指什么？

“调”发生在元祐五年夏，而车盖亭诗案在四年夏，这说明，即使经了诗案的整顿，朝廷从到对于未的政治路线仍有确定。其原因何在？本节接将先论宰执、氏的问题，然涉及中层的士夫群。

宰执的度

据引苏辙《遗老传》，调的是左相吕防和中书侍郎刘挚。，元祐五年六月时的中书侍郎是傅尧俞，而刘挚则是门侍郎(143)，苏辙到底指谁呢？

元祐四年九月，邓温伯除吏部尚书，但遭到了左谏议夫、权给事中梁焘的抵制，认为，邓苟于王安石、吕惠卿、吴充、蔡确诸之间，又曾在制词中赞扬蔡确定策之功(144)。而就在之的四月至六月，“车盖亭诗案”就专门针对蔡确在元末的定策之功行了次清算(145)。故梁焘发此议，朝廷于十月以邓温伯知亳州（治今安徽亳州市）(146)。

但是，到了元祐五年三月，邓温伯又被召为翰林学士承旨(147)。由此引发了新的风波，原委，李焘据刘挚《行年记》作了详的叙述(148)。这段记载清楚地呈现了邓温伯除命的反复程（三月十四翰林学士承旨、四月二侍读、四月四知南京、四月六翰林学士承旨），也展现了层对于邓温伯的度。

《行年记》云：

先是，苏颂既除左丞（三月七），翰林学士阙，三省议所补，傅尧俞引邓温伯，刘挚曰：“尝除吏部，以驳而罢，事甚近。”尧俞曰：“向者迁也，今旧尔。”众皆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