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出书版）第 16 节

这结论所指就是苏轼，在奏章的“贴黄”部分托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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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章学问中外所，然德业器识有所足，此所以能自重，坐讥讪得罪于先朝也。今起自谪籍，曾未逾年，为翰林学士，讨论古今，帝业，可谓极其任矣，可以加矣。若或辅佐经纶，则愿陛以王安石为戒。(11)

这就是孙升的“预警”：个像苏轼这样“文章学问中外所”的，加之新法“受害者”的经历，随时有可能成为宰执。同时，苏轼也可能成为第二个王安石，即“至言践，旧学都捐，摈斥忠良，弃众自用”。

孙升其，有《孙公谈圃》传世，其意既苏轼，也程颐，四库馆臣以为系“于籍之中，又自行意者”(12)。余嘉锡则认为，孙升应该是“朔中”(13)。无论如何，孙升并非站在苏轼的直接对立面，也是为了单纯苏轼而言。

年之，元祐二年（1087）九月，侍御史王觌在论及苏程之争时，方面对苏轼和程颐各打五十板，认为“若使二者言行全无玷阙，亦安得致言如此之多也！”另方面，王觌将矛头对准了尚任翰林学士的苏轼：

但庙堂之，若使量狭识暗，喜怒任如轼者，预闻政事，则岂为圣政之累耶？然轼之文采，少及，陛若保全轼，则且勿用之，庶几使轼遽及于悔吝。(14)

王觌也认为，苏轼能“预闻政事”，能“用”。元祐二年十二月，苏轼所拟试馆职策题再度引发争议，王觌又言：

轼习为浮，贪好权利，通先王命德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是故见于行事者，多非理义之中；发为文章者，多法度之外臣见轼中颇僻，学术正，于辞华而暗于义理。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以为取之资；巧谋害，以喜怒之气。朝廷或未罪轼，即宜且与郡，稍为浮躁竞之戒。(15)

这次言更为明确地指了苏轼在朝危险所在，即认为苏轼学术正，如果用，则最有可能“立异妄作”。

王觌其，熙宁中为韩绛所赏识，刘攽也荐其“学问通达，异说”，“孝见称”，“行己有耻”；元祐中，吕公著、范纯仁俱荐其可任(16)；刘挚则认为王觌为“韩氏所引”(17)，乃指韩维。以背景，再观王觌在苏程之争及苏轼两次策题风波中的发言，也非苏轼的直接政敌，皆就事论事，《宋史》本传称其“清修简澹”，“持正论始终”是有理的。

最先批评元祐二年末苏轼所拟策题的是监察御史杨康国，云“于朝堂见百官聚首，共议学士院撰到召试廖正馆职策题，问王莽、曹所以攘夺天难易，莫惊骇相视”，但杨康国并没有明指策题的作者是苏轼(18)。数年之，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辙任尚书右丞，为右司谏兼权给事中的杨康国对苏轼、苏辙兄提了更为明确的批评：

（苏）辙有六事而陛以为，此恐陛以辙兄并有文学，所以眷奖之厚而用辙之坚也。果如此，则可也。陛岂知王安石、章惇、吕惠卿、蔡确亦有文学乎？而所为如此。若谓辙兄无文学则非也，蹈则未也。其学乃学为仪、秦者也。其文率务驰骋，好作为纵横捭阖，无安静理致，亦类其为也其学如此，安足为陛谋王、断国论，与共缉熙之事哉！王安石以文学，而天扰扰，此陛所知也。(19)

杨康国的本意是弹劾苏辙，但连带批评了苏轼，而苏轼正被任为翰林学士承旨，极有可能跨入执政的行列。在杨康国看，苏轼类似王安石的地方就在于有“文学”却“无安静理致”，极易造成类似王安石执政的局面——“天扰扰”。

杨康国何许也？的资料多，刘安世说由胡宗愈荐为御史(20)，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从种种迹象看，杨康国与刘挚的关系更近些。元祐五年（1090）八月，刘挚乞罢门侍郎，为殿中侍御史的杨康国言，称刘挚“材远识，公正倚，有以者，此独天所共知，亦为陛所知久矣”，请氏勿听其去(21)。再者，元祐六年（1091）御史中丞郑雍弹劾刘挚时，列了所谓的刘挚姓名三十，其中就有杨康国(22)。又元祐八年（1093），应杨康国之请，刘挚为其杨整作墓志铭(23)。据这些信息，杨康国可谓“朔”或“刘挚”(24)。则杨康国也非苏轼的直接政敌。

论及元祐二年末苏轼策题的还有赵之。杨康国言数，赵之才将矛头直指苏轼，先说苏轼所荐王巩、黄坚乃“薄虚诞”之；接着因策题批评苏轼“学术本《战国策》苏秦、张仪纵横揣之说”，“设心忠正”(25)。赵之为什么苏轼？苏轼自己对此有解释：是元末年赵之在德州与黄坚结怨；二是赵之召试馆职时，苏轼公开说“聚敛小，学行无取”；三是苏辙弹劾赵之(26)。此外，吕陶曾说，赵之“从程颐学”(27)。这些因素加起，可以说明赵之苏轼并非站在第三方的立场，而是苏轼的直接政敌。这是与杨康国很同的地方。

除了杨康国、赵之，元祐三年（1088）五月，刘安世（被指为“朔”骨）在论及胡宗愈时也说，“苏轼试馆职策题乃引王莽依附元取汉室之事以为问目，士夫皆谓其非所宜言”(28)，十月又言此事(29)。刘安世并没有步的陈说，此暂置论。

元祐时期对于苏轼的批评，还可提及监察御史王彭年于元祐四年二、三月之言。当时苏轼的另份是侍读，为哲宗赵煦读史，王彭年对苏轼所讲汉唐史“多以君杀戮臣，及臣禀诏令，以擅行诛斩小臣等事为献”极认可：

若此言者，殊非德仁厚之术，岂可以渎圣聪！轼之识险薄，以至如是，轼之谋，则有所在。窃恐渐说，则离间陛骨，小则疑贰陛君臣。在朝，为国患，即远逐，悔无及矣。原轼之心，自以素诋谤先朝语言文字至多，今乃谋为自完之谋，是以百端谲，天听。若此者，岂宜久在朝廷！(30)

王彭年共了两奏，还提到苏轼于讲筵读史之际“妄论政事”。，李焘认为，王彭年的这两份奏疏“或有所假托，未必彭年当时果有此等奏也”(31)。但王彭年这段批评放在当时还是可以理解的。

又元祐七年（1092）苏轼任兵部尚书时，杜纯任兵部侍郎，在给女婿晁补之（同时也是苏轼的门士）的信中谈及苏轼，既说二“联职甚”，却又“怪其尚气好辩”(32)。杜纯本与韩维关系密(33)，而苏轼自言“韩氏之，例疾臣”，杜纯在给晁补之的信中论苏轼之短，显非意气之争，乃是平心之论。实际，杜纯但与韩氏关系密切，熙宁年间还得到王安石的赏识，元祐初推荐的除了韩维外，还有范纯仁、王存、孙永(34)。

以简单地陈述了元祐时期对苏轼“有容”的批评及批评者的背景。除掉有私怨的赵之和有疑问的王彭年，其余孙升、王觌、杨康国、杜纯对苏轼的批评有相当的致，主是提到了苏轼的“政治风险”。这种风险最主的参照者就是王安石，孙升、杨康国都直接指了苏轼与王安石的相似，而王觌、杜纯对苏轼的批评也可以毫无障碍地放到王安石。

如果考虑到以批评者各有同，就可以理解，苏轼在元祐时期的遭遇，并非因某派系与之为敌，而是与当时对王安石法的反思分开。有种主流的政治绪认为，让王安石、苏轼这样在士中有度的号召、学术有强烈的引、格鲜明的介入层政治、行其所学，就极有可能“立异妄作”“无安静理致”，这是种巨的政治危险。朱熹也看到了这层意思，在论苏程之争时说：

从其（按，指苏轼）游者，皆时薄辈，无少行检，就中如秦少游，则其最也。诸公见说得去，更契勘。当时若使聚朝廷之，则天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为无稽，游从者从而和之，岂害事！但其用之久，故许多败之事未。

但东坡作宰相时，引得秦少游、黄鲁直队，得更。(35)

朱熹对苏轼执政所可能带的破之估计，非常恰当地反映了元祐初年的政治绪。

在这个基础，就可以解释程颐为什么屡致言。可以简单地看看程颐受到哪些批评。

首先是苏轼，自称“素疾程颐之”。苏轼批评程颐什么呢？据吕陶的转述，苏轼在司马光葬礼问题讥讽程颐“乃枉市叔孙通所制礼”，意是讥其腐儒知通，时宜。邵伯温在概括苏程结怨之端时说：“正叔多用古礼，子瞻谓其近如王介甫，疾之，或加抗侮。”(36)

孔文仲、吕陶都与苏轼关系比较近，对程颐的批评也很严厉。孔文仲说：

奔走结，常在公卿之门，独褒美，又至连章论奏。见而除朝籍，再见而升经筵访闻颐有家及治，有禄及养，跨匹马，奔驰权利，遍谒贵臣，历造台谏陛以清明安静为治于，而颐乃鼓腾利，间谍群臣，使之相争斗于，纷纷扰扰无有定，如是者弥年矣。(37)

去掉尖刻的语气，孔文仲认为程颐的主问题是“奔驰权利”，肯安静，制造政治纷争。吕陶则说：

讲读之罢，往往与侍密语，非其也。向者皇帝陛偶因发嗽，未御讲筵，颐乃申请乞今须得关报，亦骇中外之听，知义也。详定学制，疏缪无取，礼部逐驳正，三省至今依违未决，议者非之。(38)

吕陶之意，主是批评程颐朝中言行得，略暗示其学术无取。

除了被指为蜀的吕陶、孔文仲，元祐二年（1087）四月，给事中顾临也反对程颐于延和殿讲读的请(39)。顾临其，虽然也曾得到苏轼的称赞，但同样也得到梁焘（被指为“刘挚”或“朔”）的称赞(40)。味程颐对顾临的反驳之辞，主指顾临知以尊君，知慕先王之(41)。《宋史》本传称顾临“通经学，于训诂”，说明了和程颐是两种完全同的学术取向，二之分歧当源于此。

此外，刘挚被邵伯温指为“朔”领袖，说，若认为程颐“特以迂阔之学邀君索价”或者“亟得台谏、侍从者”，这样的意见都太了，但“是非疑似亦可以察”，于围绕程颐的种种争议，刘挚开始希望召用程颐(42)。，刘挚又批评程颐所定太学条制“阔以慕古，新奇以常”(43)。针对太学条制，胡宗愈也认为程颐的设计没有理，“因斥颐短，谓宜使在朝廷”(44)。

刘安世被指为“刘挚”骨，于元祐三年（1088）五月言：“欧阳棐自与程颐、毕仲游、杨国、孙朴结执政吕公著、范纯仁子，荐绅之间，号为‘五鬼’。”(45)也谈到了程颐“奔驰权利”的问题，这与孔文仲之说接近。

又元祐七年（1092），程颐除，御讨论其任命时，苏辙说：“颐入朝，恐肯静。”得到了氏的认可(46)。同时批评程颐的还有殿中侍御史吴立礼：

方其起自布，劝讲帷幄，简拔用，可谓次矣。能安命循理图报厚恩，而怙权，走执政、谏官、御史之门，以游说为事业，肆其喜怒，妄以退为己任。盖其言伪而辨，学非而博，足以鼓搢绅，欺当世。(47)

吴立礼认为，程颐“以游说为事业，以捭阖为功能，说诡辞足以政”，也是针对程颐入朝所带的风波。吴立礼的资料多，被郑雍列为“刘挚”(48)。

又，监察御史董敦逸也批评程颐“怨躁，可缕数”，“奔走权门，摇言路”，又“肆为言，至引孔、孟、伊尹以为比，又自谓得儒者退之义，众慢无甚于此”(49)。董敦逸以劾苏轼著称，属于所谓的蜀，自是无疑。

概览程颐在元祐初与元祐七年所受的批评，并非仅自某派系。其中有些批评指责程颐品低，多言其实，范祖禹为程颐辩护说，“颐草茅之，旦入朝，与相接，为关防，未习朝廷事，迂疏则固有之。而言者谓颐佞，贪黩请，奔走结；又谓颐以故旧倾臣，以意气役台谏；其言皆诬罔非实也颐，匹夫也，有何权，而能倾臣、役台谏？”(50)这些辩解都是可以成立的。

抛开述批评中的意气之辞，众的指责多集中在程颐游说政、自标榜，其主张迂阔时宜，言以蔽之——能安静，这与苏轼受到的批评有类似的地方。范祖禹曾以“自古士入朝，无有被谤毁”解释程颐的遭遇(51)，但程颐的问题其实同于般的士被召，与苏轼样，在士中有度的号召、学术有强烈的引、格鲜明。而这样的特点，在当时以王安石为戒、取于“安静”的政治氛围中，引起了刻的警惕、反。

当然，程颐以布召，起点与苏轼可同而语，但其门也努造，王岩叟“言先生学极圣之微，行全君子之纯粹，愿加所以待先生之礼，择所以之之方”；朱光“言先生乃天民先觉、圣世真儒”，“又言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圣之至此而传”等等(52)。程颐也自视甚，自觉是“以学辅主”，自以为得圣之学于遗经，“以任”(53)。如此种种，正是争议之源。

综所论，在元祐政治中，真正能说明问题的是苏程（或洛蜀）相互之间的矛盾，而是们二为什么共同成为批评、警惕的对象。这是洛蜀朔争、元祐部分裂这样的说法能够解释的，而是种流行的政治绪的反映：在王安石及其法的参照，“安静”成为种主流的政治追；而对“安静”威胁最的，就是苏轼、程颐这两位文宗、儒宗，们与王安石的相似是如此地明显。

需略作说明的是，这种“安静”，主是指施政的层面，针对的是王安石法于“二三年间，开阖摇，举天地之无民得安其所者数十百事举并作，以岁月化天”这状况(54)。或者说，是以审慎、保守的施政风格取代熙时代的更革。而如果谈到元祐政治的事层面，则远远谈安静，纷争层穷，这是面讨论的。

二言事官之、韩维之

首先谈到的还是与苏轼、程颐有关，即元祐元年末的苏轼策题案。十二月，学士院试馆职，其策题乃翰林学士苏轼所拟，其中说：

今朝廷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举其职，或至于；法神考之励，而恐监司守令识其意，流入于刻。(55)

策题原有三，第、二系邓温伯所撰，第三乃苏轼所撰，三皆由苏轼“书入，蒙御笔点用第三首”(56)。这策题引发了次较的政治风波。

右司谏朱光认为苏轼贬损祖宗，朝廷正其罪；于是朝廷“诏特放罪”——既然是“放罪”，那么朝廷还是认为苏轼有罪；但朱光对“放罪”的理，“又言轼罪当放，其言轼愈峻，且称轼尝骂司马光及程颐”；接着苏轼章自辩，朝廷于是“收回放罪指挥”，意味着苏轼实无罪，结果又引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章，支持朱光，认为苏轼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57)。

此加入战团的是吕陶，认为苏轼没有置祖宗于议论之间，而是朱光的发点有问题(58)，吕陶又被指为苏轼之。元祐二年正月，王觌也论策题事，方面为朱光和吕陶辩护，“二者皆避嫌疑而已”；王觌担心，“夫学士命辞有罪无罪，小事也；使士夫有朋之名，患也”，故请“有罪无罪专论苏轼”，认为“原轼之意，则设疑以发问；按轼之言，乃失重之也”(59)。王觌所说的朋，就是苏轼之、程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