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出书版）第 15 节

(268) 《编》卷三七六，元祐元年四月叙事条，第9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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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同书，第9140-9141页。

(270) 《编》卷三七七，元祐元年五月丁巳条，第9148页。

(271) 《编》卷三七七，元祐元年五月戊午条，第9148-9149页。

(272) 《司马光集》卷五三《辞三至都堂札子》，第1098页。

(273) 《编》卷三七八，元祐元年五月戊辰条引王岩叟《朝论》，第9174页。

(274) 《司马光集》卷五三《乞与诸位往商量公事札子》，第1102页。

(275) 《编》卷四〇，元祐三年五月己酉条，第9990页。

(276) 《编》卷三八七，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条，第9415页。

(277) 司马光复，在15个月写了百余篇奏疏。见李昌宪《司马光评传》，第256页。

(278) 朱光《哲宗论司马光薨当谨于命相》，刘挚《哲宗论司马光薨当谨于命相》，俱载《宋朝诸臣奏议》卷四七，第508-509页。

(279) 《编》卷三九六，元祐二年三月丙寅、戊辰条，第9652、9655页。

(280) 《编》卷三九八，元祐二年四月戊子条，第9702页。

(281) 《编》卷四〇九，元祐三年四月辛巳条，第9963页。

(282) 《编》卷四〇，元祐三年五月己酉条，第9989-9990页。

(283) 《编纪事本末》卷〇《逐元祐》，绍圣元年七月丁巳条，第3230页。

(284) 《编》卷三五三，元八年三月戊戌条，第8456页。

(285) 《编》卷三五三，元八年三月乙卯条，第8462页。

(286) 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106-107页。

(287) 《宋史》卷六《礼·常朝之仪》，第2715页。

(288) 《编》卷三五，元八年二月辛卯条，第8409页。

(289) 参见王化雨《宋朝君主的信息渠研究》，北京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8年，第21页。《宋会辑稿》仪制1之1；《宋史》卷六《礼志十九》，第2755页。

(290) 《编》卷〇，仁宗天圣九年十月己卯条，第2567页。

(291) 《编》卷四〇九，元祐三年四月丙戌条，第9969页。

(292) 洪迈《容斋四笔》卷七《文潞公平章重事》，第698页。

(293) 《编》卷三八，元祐元年六月甲寅条，第9283-9284页。

(294) 《编》卷三八〇，元祐元年六月壬寅条，第9222页。

(295) 《编》卷四二九，元祐四年六月庚子条，第10357页。

(296) 平田茂树《宋代の垂帘听政について》，载《柳田节子先生古稀记念——中国の传统社会と家族》，第85-86页。也有学者指，氏除了依靠官僚群外，对于宦官也比较看重。见Priscilla Ching Chung，Palace Women in the Northern Song，p.73。

(297) 刘静贞《从皇政到太摄政——北宋真仁之际女主政治权试探》，第579-605页。

(298) 《编纪事本末》卷〇《逐元祐》，绍圣元年七月丁巳条，第3229-3230页。

第二章元祐政治的展开与危机

章剖析了“元祐政治路线”所包的三个层次：构想、制、政策。但这路线在展开程中遇到了很的危机。首先是司马光的政治蓝图遇到的难题。司马光认为，臣僚之间的异议、争论并可怕，纷争本可以避免政治作极端的选择。但这设想在逝世的政治实践中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元祐时期，层穷的“争”使得统治集团部饱受分裂之苦。

其次，垂帘制随着哲宗赵煦的成年逐渐松。无论是氏还是其的宰执，在元祐四年（1089）、五年左右都开始注意到了哲宗成年、立、政的问题，但如何事先作安排却是个难题。如何寻找种适的方式，既能容纳哲宗皇帝个取向，又完全破元祐既定的方针？

再者，罢废熙之政的政策也断面临战。事实证明，这种战主是自所谓的熙臣僚，而是源于“部”：是为了维护垂帘制需部分牺牲既定政策，二是元祐时期士夫的主流意见越越否定这政策。

本章分析的就是元祐政治路线在展开程中遇到的种种危机，特别是这些危机最终如何彻底颠覆了元祐最初的设计。读者也许会发现，这个展开与颠覆的程，并非因为新旧争“方”的量对比发生了化，而是权、制与政治文化的结果。

第节元祐诸“争”的再剖析

元祐时期为什么会现各种“”？平田茂树曾将“元祐”作为个政治集团加以考察，认为该集团的核心量是“刘挚”，们是以“言路官”为中心的政治集团(1)。而“刘挚”的形成，与刘挚的关系网及其生地、生活地密可分，即刘挚通地缘、血缘、婚姻、学问、职业等关系，营建了个常关系网(2)。近又有学者指，元祐“朔”领袖皆与韩琦、韩忠彦子关系密切，所争者私利，主是排文彦博、范纯仁等，为刘挚与韩忠彦争宰执之位(3)。

这样的研究，图追踪“朋”的社会基础或利益谱系，自然有重学术意义。但是，更原初的问题其实是：元祐诸，到底是真的存在于现实政治中，还是主存于议论之间？

本节提供的答案主是者，试图传达的观点是：恰是某些政治观念、政治诉导致了元祐时期诸多“”名目的现。本节探讨发生于元祐期的几场主政治风波——苏程之争、言事官之与韩氏之、车盖亭诗案，图呈现诸“名”的背景。因为同政治舞台各角的政治观念和诉总是多样的，故导致诸名现的原因就也是多样的。

苏轼与程颐

元祐政治纷争，最醒目的自是源于邵伯温的洛、蜀、朔说。对此，王曾瑜先生已经作了仔的剖析，指了几个重的事实：首先，无论是苏轼还是程颐被，都难以纳入洛蜀朔争的背景；其次，从元祐二年（1087）至元祐八年（1093），基本由台谏官所起的十起政治纷争，也很难放到洛蜀朔争的框架；最，元祐时候层穷的政治风波，况非常复杂，能简单用洛蜀朔争说(4)。

如果洛蜀朔争的分析框架是难以成立的，那么如何看待元祐时期系列的政治纷争？先从苏轼、程颐说起。

苏轼在元祐时期三度在朝，两度知地方，只有在朝中的时候，争议才现。苏轼自己说：

臣退伏思念，顷自登州召还，至备员中书舍以，初无言；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为朱光、王岩叟、贾易、韩川、赵之等已。(5)

苏轼于元八年（1085）八月自知登州被召还为礼部郎中，十二月任起居舍；元祐元年（1086）三月任中书舍，四月参议役法，九月任翰林学士。更准确地说，对苏轼本最直接的批评就现在任翰林学士之。随着苏轼元祐四年（1089）三月知杭州，争议也就暂时平息了，元祐六年（1091）苏轼被召还说：“自知杭州二年，免言。”(6)当然，元祐六年苏轼回京任翰林学士承旨，元祐七年再回朝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都伴随着批评与争议。

翰林学士、六部尚书，是宋代最有可能成为执政的官职。翰林学士自宋初以就是最有可能执政的“四入头”之(7)；元以，六部尚书实任其职，升为执政者多有其(8)。因此，苏轼在任翰林学士成为政治纷争的核心，说明有种较为普遍的、对入参政的担忧。这种绪，在当时有着较为特殊的背景。

元祐元年九月二十二，苏轼自中书舍被除为翰林学士，二十八监察御史孙升言论祖宗用重“德业器识”而“文章学问”，反例是王安石：

王安石擅名世之学，为代文宗，方其居讨论之职，陈古今治之言，朝廷为之侧席，中外莫引颈。旦遭遇圣明，居任，至言践，旧学都捐，摈斥忠良，弃众自用。趋近利，无远识，施设之方于私智，以盖天之聪明。由是言之，则辅佐经纶之业在乎文章学问也。(9)

这是孙升第次批评王安石，数月说：“王安石履君子之，谈先王之言，先朝委国而听之。然安石天资强愎，弃众自用，趋近利，无远识，非宰相之器。”(10)这两次言都认为王安石刚愎自用、所用非所学，相信包括司马光、苏轼在的很多都是认同这看法的。但是，孙升在第次奏中，并未认为“王安石履君子之，谈先王之言”本是有问题的，而在九月奏中，却将诸多问题的原因归诸“文章学问”，得了“辅佐经纶之业在乎文章学问”这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