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出书版）第 63 节

裒时之对，震于神休，而羽卫多士，奉辇武夫，与陪祝之官，顾瞻中天，云开剥，电光穿透，有形有象，若若鬼，持矛执戟，喙面，列于际。见者骇愕，马辟易。传曰：“地之圜丘，若乐六则天神降；泽中之方丘，若乐八则地示。”朕祗虔祀事，冬则冠见于左，夏则鬼神驻于云表，天神降、地示，盖非虚语。(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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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七年独立的明堂修成，政和八年闰九月二十四，“以明堂飨，夜有鹤十六飞旋应门之，蔡京以拜表称贺”；宣和三年（1121）九月宗祀明堂，太宰王黼等言：“奠玉之初，有群鹤翔集际，从以羽。在廷执事，罔矫首叹嗟，垂贶锡符，其应如响。”宣和四年十月郊天，先有“冬如夏温”及“云解剥，阳景临”之异象；行礼之时，又“璧月垂耀，信星彪列，非雾非烟，旁礴晻霭”(231)。政和、宣和礼时种种瑞像，都表明了应用新制礼器以“格神明、通天地”的成就。

需注意的是，徽宗朝用以托述礼器的普通祥瑞，常常是瑞鹤与神降。与真宗朝样，这都是介入的结果。瑞鹤之特点已见说，真宗与徽宗朝实无本质区别。但是，这两个时代的神降之瑞却发生了质的改。如节所述，真宗朝的神逐渐明确为圣祖赵玄朗，乃赵氏的保护神。徽宗朝的神也经历了个份明确的程。已提及政和三年郊天、政和四年方丘时的神降与政和七年神霄降临。政和三年、四年时，所谓的“天神降、地示”，仅是于中见到神仙似的，徽宗君臣都是神降事的观众。但政和七年降临的神中，“其绛玉冠，天颜和豫，盖主君皇帝也”，也就是徽宗皇帝本。且如所论，皇帝的神份及其所统领的神仙世界，得到了徽宗御笔的正式确认，也有定命、神霄九鼎等诸器以为象征。从保护神到皇帝本是最重的神，反映了徽宗朝在建立君主神圣更强烈的需与更的心。

综所论，徽宗朝祥瑞系的创造表现在三个方面。第，徽宗朝的祥瑞是常存在的，而非突如其的事。景龙门、宣德门万民同乐的场景本就是太平之象。东京城庞的苑宥则是整个帝国景观的微，其中蓄养的珍奇、植就相当于现在王朝各地，从而营造整个王朝祥瑞常存的气象。被视为瑞器的诸礼乐之器，也是王朝各种礼仪实际所用的，并是突兀地游离于常政治之外。

第二，徽宗朝祥瑞系的核心部分是当的制作，非传统瑞。被视为“神器”的是当时发现的古器，而是崇宁九鼎、九、新制礼器等新制作的器，或是玄圭、灌尊这样被重新定位的古器。它们构成了徽宗朝新的君主及王朝的象征，也被用于实际的礼仪，其“格神明、通天地”的效果也被格外宣扬。

第三，君主本是祥瑞系的重组成部分，神降之神，从原的保护神转而成为皇帝本——徽宗成为神仙世界的最主成员之，是间与神界的重统治者。

三本节结语

结节所论“家者流”与徽宗神，徽宗朝的祥瑞系说明了什么？

首先，徽宗朝的祥瑞系比任何个时期都更为庞、复杂，君主、王朝的形象是这政治工程的主目标。

在经历了仁宗朝以的儒学复运及神宗朝以降的政治革新风之，徽宗朝肩负着重的历史使命——北宋中期思想与政治的尘埃落定之，政治、社会秩序究竟呈现幅什么样的景象，这取决于徽宗朝的作为。再者，本书再强调，徽宗到底怎么样才能超越兄？这是其面临的重战。徽宗崇宁之初，在蔡京的主持，也对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诸事行了雄心勃勃的设计。很显然，最终徽宗朝君臣发现，实际的圣治难以达到，但呈现圣治是可以到的。

因此，徽宗朝的祥瑞系为法，而是呈现自所达到的度，故追的是全面展现王朝形象：君主本是有神的，其统治就是圣治，当就是圣时。正是这种时代定位——当代秩序的完美，而非传统政治符号，赋予了徽宗朝祥瑞系以正当。徽宗朝“自作古”的政治，在这样祥瑞系建设有格外地凸显。可以说，儒学复运所追的三代之治——即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最终异化为政治形象工程。

其次，在徽宗朝，其是神霄派在祥瑞建设中仍发挥了可替代的作用，但徽宗朝的主是辅助手段，用赋予苑囿、礼乐之器以神秘、神圣。整个祥瑞系真正的核心，乃是王朝礼乐建设所产生的批器。

这仍需放到儒学复运的背景考虑。经历了儒学复运，在北宋中期以士夫的论说中，五德终始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符号都走向了末路(232)，神秘论在儒学当中逐渐被摒弃了。而且，北宋期士夫对于三代文明有了的认识，金石学的成就使得当时对于古代的了解比以往更刻，正如蔡絛所说：“遂见三代典礼文章，而读先儒所讲说，殆有可哂者。”(233)理的认识也消解了三代的神秘，北宋期的士夫再将古器视为天之所畀的神秘，而是经历了重重迁的历史遗存(234)。

由此，矛盾产生了：在儒学复运的旗帜，徽宗朝试图以政治形象工程达到“自作古”，故对于君主、王朝之神圣、神秘的追是可避免的。但经历了理化之的儒学本却无法提供这些神秘主义的资源，它们已为士夫群所抛弃。正是在这种况，加之现实权斗争的推，乘虚而入：形形的士、方士，无论其宗派及政治背景的差异，都被用于君主及王朝之神圣的建设，林灵素及其神霄派的活是这程的点。

少学者认为，徽宗朝礼乐与的结，说明徽宗致于建设个“政”的政权。这完全是个误解，在“”方面，活跃于徽宗政坛的“家者流”并没有形成致的宗追；就“政”而言，从礼器的区分，以及徽宗“主君皇帝”这称号“只可门章疏用，可令天混用”就知，政权与宗的区分是清晰、严格的。在徽宗朝政治中，的最用在于其神秘主义资源，充当王朝礼乐建设的角。而且，在整个官僚制中，只有徽宗本的神得到了正式的确认。可以肯定的是，儒学复运的思想环境，已绝容许个政的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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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林天蔚《蔡京与讲议司》，《宋史研究集》第10辑，第429-443页。王曾瑜《北宋晚期政治简论》，《中国史研究》1994年4期，第82-84页。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88-115页。John Chaffee，“Huizong，Cai Jing，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Culture of Politics，pp.31-77.

(2) 蔡京之子蔡絛著《国史补》有“家者流”篇专记徽宗朝崇事，本文“家者流”即用其语，指徽宗朝以“术”而显者，定是宗意义的士，蔡絛也用“方士”词。

(3) 吴丽娱《论九宫祭祀与崇拜》，《唐研究》第9卷，第302-309页；《唐宋之际的礼仪新秩序——以唐代的公卿巡陵和陵庙荐食为中心》，《唐研究》第11卷，第263-268页。

(4) 汪圣铎《宋代政关系研究》，第212页。

(5) 杨仲良《编纪事本末》）卷二七《方士》，崇宁二年正月己丑条注，第3959页。

(6)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第6页。

(7) 金中枢《论北宋末年之崇尚》（），《宋史研究集》第7辑，第293页。

(8) 哲徽之际，在哲宗生朱太妃的支持，章惇曾推哲宗同简王赵似与赵佶争立，由此简王（即的蔡王）与赵佶的矛盾在徽宗初年甚为尖锐。论见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以蔡王府狱为中心》，《西北师学报》2004年第1期。，虽有这重因素，但赵佶作为健康诸王中最年者，由继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9) Patricia Ebrey，Emperor Huizong，pp.131-158.

(10) 《编纪事本末》）卷二七《方士》，观元年二月丙戌条注，第3960页。《蔡京事迹》即《蔡京事实》，成于乾三年（1167），是朝廷为了修《钦宗实录》而命孙觌所。见Charles Hartman，“A Textual History of Cai Jing's Biography in the Songshi”，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Culture of Politics，p.523.

(11) 金中枢《论北宋末年之崇尚》（），第295页。

(12) 吕希哲《吕氏杂记》卷，第294页。吕氏生卒年考证见李裕民《四库提订误》（增订本）卷三《子部·杂家类》“吕氏杂记”条，第240页。

(13) 《编纪事本末》卷二七《方士》，崇宁二年正月己丑条，第3959页。

(14) 王明清《挥麈录》卷二，第72页。

(15) 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第242页。

(16) 徽宗也从未有子嗣之虞。见伊沛霞（Patricia Ebrey）对此说的驳正，Emperor Huizong，p.519。

(17) 任继愈主编《中国史》，第741页。

(18) 《编纪事本末》卷二七《方士》，崇宁二年正月己丑条，第3959页。

(19) 刘彬《茅山志》卷《清品》，《藏》第5册，第605页。

(20) 《编》卷四八九，绍圣四年六月丙申条，第11603页。

(21) 《编》卷五〇〇，元符元年七月己酉条，第11900页。

(22) 《编》卷五六，元符二年闰九月戊寅条，第12274页。

(23) 《宋会辑稿》瑞异1之18。

(24) 《挥麈录》卷二，第72页。

(25) 《茅山志》卷三、卷四《徽宗赐刘宗师敕书并诗》，《藏》第5册，第562-570页。

(26) 《皇朝编年纲目备》卷二七，观三年六月条，第697页。

(27) 任继愈主编《中国史》，第733页。

(28) 《宋史》卷二〇《徽宗纪二》，第374页。

(29) 任继愈主编《中国史》，第736-739页。

(30) 张正常《汉天师世家》卷三，《藏》第34册，第826-828页。

(31) 观三年，御史中丞石公弼就奏请严皇城诸门令，防止丹药及炼丹士入。见《宋朝诸臣奏议》卷八四《徽宗论士烧炼丹砂》，第915-916页。

(32) 《吕氏杂记》卷，第294页。

(33) 《皇朝编年纲目备》卷二八，政和三年二月条注，第707-708页。

(34) Charles Hartman，“A Textual History of Caijing's Biography in the Songshi，”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pp.539-540. ，徽宗刚登基时，向太似比较看重蔡京。见《皇朝编年纲目备》卷二五，元符三年四月，第624-6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