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出书版）第 60 节

《宣和画谱》在谈及徐知常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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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徐知常，字子中，建阳也。能诗善属文，凡儒典与夫制作，无该晓。脱略时辈，萧然老成，有士君子之风。方阐，首预选抡。挍雠琅函玉笈之书，无确。居闲则鼓琴沦茗以自娱，真方外之士。(75)

“方阐，首预选抡”，说明徐知常在徽宗朝家者流中是有特殊的地位的。官方称其“儒典与夫制作，无该晓挍雠琅函玉笈之书，无确”云云，但在目所见的官方记载中看的实际作为。朱熹以为“徽宗喜其会说话，遂幸之”，应该是更符徐知常在宫廷政治中的实际作用。当然，述关于徐知常在政和宫廷中活的考察，限于材料，只能流于推测。但无论如何，徐知常绝非官方所塑造的“方外之士”，而是从哲宗直到徽宗朝都极为注意经营自与宫廷的关系，因此能始终屹立倒。

略晚于徐知常崛起的是王老志。政和三年九月诏“濮州隐逸王志老（案当作老志）令王亶以礼敦遣赴阙”(76)。王亶其无考，宣和三年十月太仆卿王亶提举江州太平观，“以言者论其挟相术奔竞结故也”(77)，当即此。王老志赴阙之，随即被封为洞微先生，政和四年正月又加号观妙明真洞微先生，十月卒(78)。

从王老志，可以看到个地方士迅速入中央、宫廷的程，而推这程的就是蔡京。陆游提：

初，京为真定帅，王老志自言钟离权子，尝言京必贵极臣。至是得之，京馆之圃，引与见。(79)

案钟离权与吕洞宾几乎是所有两宋丹修炼者溯源的对象(80)，这说明王老志是名丹的修炼者。蔡京守真定在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81)；“翰林学士强渊明，绍圣初为官，濮见老志”(82)；而强渊明其“与兄浚明及叶梦得缔蔡京为”(83)。王老志的背，就是蔡京及其羽。

在崇宁初期，蔡京推荐徐神翁（守信），但徐在政治的作为似乎仅限于元祐(84)，于拙劣，故很受重视。而王老志参与政治的方式是创造的，故能立足于徽宗的宫廷——主以“降神”而闻名。蔡絛毫掩饰地说：“当是时，郊天而天神为，夏祭方泽而地祇为应，皆老志先时奏而启发之。”(85)最显著的例子是政和三年十月郊天：

搢圭，执玄圭，以士百执仪卫导。蔡攸为执绥官，玉辂南薰门，至玉津园，忽曰：“玉津园东若有楼殿重复，是何也？”攸即奏：“见云间楼殿台阁，隐隐数重，既而审视，皆去地数十丈。”顷之，又曰：“见否？”攸即奏：“若有流童子，持幡节盖，相继而云间，眉目历历可识。”攸请付史馆，宰相蔡京率百僚称贺。(86)

孙觌《蔡京事迹》云，此次冬祀，“天神降于中，议者谓老志所为也”(87)。这次降神之事的导演是王老志；执绥官蔡攸作为目者，是这场天神事件的主演员之；而背的总设计师，无疑是“率百僚称贺”的蔡京。

王老志于政和四年十月去世，蔡京得寻找其继任者——嵩山王仔昔，于政和五年（1115）十月被封为冲隐士，次年三月封通妙先生(88)。蔡絛云：

小王先生仔昔者，豫章也。始自言遇许逊真君，授以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能知祸福。老志，仔昔都。知之，召令踵老志事，寓于鲁公赐第。抵巧发奇中，中委曲，其神怪老志，逆知如见。(89)

许逊是净明派所尊奉的祖师，故王仔昔应该是符箓派的士，这与丹派的王老志同。许逊崇拜本只在民间流行，至宋代得到了官方的扶持，其在徽宗朝地位急剧提升(90)。

净明派地位的化，可能与王仔昔有关系。玉蟾《续真君传》就记载了政和六年五月的次许逊降临事：

朕因看书于崇政殿，恍然似梦见东华门北有士，戴九华冠，披绛章，左右童子持剑拂，皆青。有二使者彩装，捧印杖，至丹墀，起简揖朕，攀左龙尾殿。朕疑非间士，因问：“卿是何，诏而至？”士对曰：“吾为许旌阳”(91)

这传说，说明王仔昔虽与王老志派同，却继承了王老志的神降活，二在徽宗宫廷中扮演的角是相似的。，这次神降事见于官方史籍，究其原因，乃是政和七年以，徽宗本即为昊天帝元子、生帝君（详文），许逊自然就值提了，故为官方所认可。

如可见，蔡京推举的王老志、王仔昔二之所以成功地获得了徽宗的青睐，是因为们导演的“神降”了徽宗神化自的需。那么对于蔡京说，又从中得到了什么呢？蔡絛记王老志事云：

及政和时，贵妃刘氏薨，追谥为明达皇乔贵妃使祝老志曰：“元君（刘贵妃）昔与吾善，今念之乎？”明旦，老志密封书，开读，乃岁中秋二妃侍燕好之语，乔贵妃得之恸。此亦异也。(92)

与王老志类似，王仔昔也有着“巧发奇中，中委曲”的能，甚至“神怪老志，逆知如见”。这些传说，恰恰说明了这些家者流入宫廷、近徽宗本及其左右的程度。《宋史·王安中传》称：

时方乡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术见，朝臣、戚里寅缘关通，安中疏请自今招延山林术之士，当责所属保任，宣召入，必令察视其所经由，仍申严臣庶往还之。(93)

王安中的请，正反应了这些方士在宫廷政治中所起的“关通”作用。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蔡京如此孜孜倦地为徽宗方士，支持们入宫廷：这也是为了自己“寅缘关通”、探知主意的需。考虑到章所论政和以降蔡京的政治境，就可以理解蔡京为什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这些能近主、入宫的方士，王老志崛起于政和三年，是偶然的。

王仔昔实际是蔡京所能控制的最位方士。最初也馆于蔡京第，但据蔡絛说：

鲁公浸乐，从容奏曰：“臣位轴臣辅政，而家养方士，且甚迂怪，非宜。”然之，乃徙之于清箓宫。(94)

这记载显然是蔡絛的文饰之语，实际王仔昔的离开取决于蔡京。案章，清箓宫新成于政和六年二月，故需徙流以居之，箓宫可以通景龙门的复入延福宫。王仔昔入居箓宫，就逐渐脱离蔡京的控制。如政和六年秋、冬，在王仔昔的建议，徽宗迁九鼎于，并改九鼎之名，而据蔡絛所说，蔡京对此事的反映是“何祥？”(95)显非其本意。

，对蔡京说，更为致命的打是王仔昔之宠衰，最终被温州士林灵素取而代之。蔡絛记王仔昔之云：

宫有为士亦居箓宫者，以事疑似发，因逐仔昔。仔昔傲，又少戆。常以客礼待仔昔，故其视巨阉若仆，又使群士皆师己。及林灵素，众乃使士孙密觉发其语逊，开封狱杀之。陷仔昔者，中官冯浩为。(96)

《宋史·王仔昔传》所记略同：“及林灵素有宠，忌之，陷以事，之东太宫。旋坐言语逊，狱。”(97)显然，林灵素与王仔昔在宫中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据说林灵素原东华派，而东华派是从灵派中分化的，于斋醮祭炼，主活于民间，罕受朝廷召见，地位及正（龙虎山）、清（茅山）二派(98)。也有学者指，林灵素与正派应该也有定的思想渊源关系(99)。无论如何，林灵素与王仔昔源自同的派系。

，林、王矛盾的关键原因在派系，而在于方政治背景。《历世真仙通鉴》称林灵素因徐知常而得幸于徽宗(100)，耿延禧《林灵素传》亦称徐知常荐林灵素(101)，《皇朝编年纲目备》亦云“温州林灵素因徐知常得幸于”(102)，该说当无问题(103)。

已论及，徐知常“方阐，首预选抡”，在政和宫廷中起特殊的作用，有着特别的地位。像王老志、王仔昔样是因蔡京而，乃是凭借自的机缘得到徽宗的信任。由此，所推荐的林灵素，在与蔡京的关系，与二王迥然同。传说：

京师旱，命灵素祈雨，未应，蔡京奏其妄通真有室，灵素入静之所，常封锁，虽驾亦入。京遣廉得有黄罗帐、金龙朱倚桌、金龙炉，京奏，请往，臣当从驾。幸通真宫，引京至，开锁同入，无，明窗而已。京惶恐待罪。(104)

这段记载自耿延禧的《林灵素传》，虽语涉神怪，但耿延禧历政宣，所传达的林灵素与蔡京之间的敌对之，当是没有问题的。且陷王仔昔于地的宦官冯浩也与蔡京为敌，“宣和初，侍冯浩言京必天，宜速诛之”(105)。说明自王仔昔之，蔡京已无掌宫廷的。

林灵素的靠山乃是蔡攸：

帝留意家者说，攸独倡为异闻，谓有珠星璧月、跨凤乘龙、天书云篆之符，与方士林灵素之徒争证神事。于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咎端自攸矣。(106)

林灵素到底什么时候为徽宗所宠信？《宋史·林灵素传》云：“政和末，王老志、王仔昔既衰，徽宗访方士于左录徐知常，以灵素对。”(107)而政和六年（1116）十月，徽宗还在王仔昔的建议改了九鼎之名，则王之宠衰、林之崛起当在此之。又重和元年（1118）十二月诏：“九鼎新名乃妄有改革，皆无稽据，宜复旧名。”(108)说明林灵素被宠在政和六年冬至重和元年冬这两年间。传记《历世真仙通鉴》云：

政和六年十月，驾幸于太乙东宫，敕委录徐知常奏：“所有温州士林灵萼在院安，言貌异常，累言神霄事。”乃令徐知常引灵萼入见御书改名灵素，赐号通真达灵先生。(109)

这也说明林灵素崛起于政和六年冬之。而据《宋史·徽宗纪》，政和七年二月，“会士二千余于清箓宫，诏通真先生林灵素谕以帝君降临事”(110)。蔡絛《史补》也说：“政和七年有林灵素。”(111)

综述各方面的材料，林灵素被徽宗宠任，应该是政和六七年之的事。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很重？据章所论，蔡京、蔡攸子反目的时间应该在政和六年。因此可以说，当蔡攸与其蔡京反目之，缘攸而的士林灵素，亦在宫廷与依蔡京而的王仔昔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最终以王仔昔被杀而收场。

那么，林灵素又是凭借什么能获得徽宗的青睐呢？政和八年的王寀案，可以作为剖析的入手点。政和八年六月，王寀、刘昺坐妖讪诛、窜(112)。此案似乎与张怀素案类似，但实际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关于此案的龙去脉，有多种说法，基本素如。

首先是王寀、刘昺的背景。王明清说：“王寀辅，枢密韶之子，少豪迈有风，早中甲科，善议论，工词翰，曾文肃、蔡元荐入馆为郎。”(113)则王寀是曾布、蔡京所荐的。刘昺更用说，是蔡京崇宁晟乐、政和礼制局的核心成员。因此，王寀、刘昺之诛、窜，蔡京主说：“刘炳（案即刘昺）、王寀，臣俱曾荐之。”(114)冀释徽宗之疑。

其次，王寀因与王仔昔有类似之。据《宋史·王寀传》，王寀也是方术之士，与林灵素在宫中“斗法”失败，被林陷害致(115)。这与王仔昔案如辙。又，李心传记云：“寀江州，尝为卫中郎，政和末坐诈为天神示现诛。”(116)“卫”乃崇宁所设三卫之，仿古士庶子之法，“择贤德之，勋戚之裔，以侍轩陛，庶几先王宿卫之意”，其中“卫郎立于殿两傍”(117)。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王寀有机会在宫中显其术，并与林灵素产生矛盾。

再次，李心传所云王寀“诈为天神示现”透了很重的信息。在整个林灵素的神霄说中，“天神”是个极为关键的因素。林灵素主张，徽宗乃昊天帝之子生帝君(118)，与之方士的最区别乃是：之的方士，都是着重突自的超能，而林灵素则强调徽宗本所有的独特地位、能，而自己是辅佐(119)。

引王老志导演的政和三年郊天神降事中，徽宗本也是观众。但政和七年二月的青华帝君降临事中，据录傅希烈等所记：

二天蹑乘云，冉冉而，其绛玉冠，天颜和豫，盖主君皇帝也。其青，俨若青华帝君之状考之仙版，青华帝君实神霄玉清王之也。仰惟主君皇帝，以神霄玉清之尊，降神明，应帝王之起，虽而失其所谓至静；虽为而实未尝为，故其通真接灵，澹然独与神明居者，若辛卯岁之梦兆；癸巳岁之示见，创见希有，中外已悉闻而知之。至于今，坐堂奥之而神飞玉京，仙境之真而迹凝御，则或未之闻也。(120)

在这次天神降临事中，徽宗本（主君皇帝）以神霄玉清王的形象，与其青华帝君同现，本再是神降中的观众，而是其中最重的天神。与之相比，政和元年（辛卯岁）之梦、政和三年（癸巳岁）之神降，都可同而语。王黼《宣和殿降圣记》亦云：“岁在丁酉，皇帝乃悟本生帝君。”(121)丁酉即政和七年。当年四月徽宗御笔就称，“朕每澄神默朝帝，受宸命，订正讹俗。朕乃昊天帝元子，为太霄帝君”云云(122)。此外，政和七年十二月，天神复降于坤宁殿，“比之中，灵异甚”，还留了“龙章云篆诗二十八字”，且有楮慧书押——楮慧就是林灵素，“神霄玉清王府右极西台吏，天官仙卿之冠也”(123)。政和八年十月，生、青华二帝君又降箓宫神霄殿(124)。总之，林灵素的主作用，是启发、鼓励了徽宗本的宗验，使其本达成了“天神”这自认同，降神运由此成了造神运。

在这背景，“诈为天神示现”实际反映了王寀对于徽宗神圣形象的战。王明清记王寀案云：

是时羽流林灵素以善役鬼神得幸，而辅（王寀）之客冀其复用，乘时所好，昌言辅有术，可致天神岀，灵素抳得施。其客亦能请紫姑作诗词而已，非林之比。辅固所解，然实知客有此语也。辅尝对别客谓灵素太诞妄，安得为言之，其言适与客语偶客语既达灵素，灵素忿怒，泣请于，且增加以之曰：“臣以覉旅，荷陛宠灵，而造言，累及君。乞放还山以避之。然，愿置对与之理。”令逮捕辅与所言客姚坦之、王年，以其事开封。(125)

“辅尝对别客谓灵素太诞妄”云云，透了王寀绝接受林灵素所提的神霄之说，从而也是绝接受徽宗的神圣，故林灵素“造言，累及君”之语，足可置王寀于地。《宋史·王寀传》谓林灵素诬王寀“图轨”，《宋史·王仔昔传》谓王仔昔“坐言语逊”而，恐怕反映的都是同问题。

此外，蔡京最钟的幼子蔡絛也因绝接受神霄之说而几致杀之祸。重和元年十月，蔡絛勒，在《诉神文》中说：“臣举家兄诸侄皆投名请受《神霄秘箓》，臣独愿受，于是九重始怒。”全赖蔡京入宫拜恳，遂得(126)。按重和元年十月，徽宗御箓宫传度《玉清神霄秘箓》(127)。《神霄秘箓》号称于徽宗之手，作为神霄玉清真王的化，“以昔侍元始，同登郁罗，观览三元灵光玉纲之炁，而成《神霄玉清秘箓》三卷”(128)，即其是徽宗神的印证。以蔡京的地位，其子绝神霄说尚有如此果，更用说王仔昔、王寀之流了。

蔡京本在这个问题极为小心。宣和元年十月，蔡京奏乞以神霄玉清万寿宫观玉真王所说《玉婴神妙经》刊印颁行(129)。所谓的“玉真王”，也就是“神霄玉清真王”，即徽宗本，故蔡京此举是取了蔡絛的车之鉴。王安中也曾受此经，其谢徽宗札子中极歌颂之能：

恭惟陛真梵极，妙太初，挈维枢，流布慈。顷在开先之劫，光乘南极，位登生，畀矜群迷，示现神化。乃托质明之，降宅莲之坐，承玉清之正统，应帝之元嗣。自生神受气，入胎诞形，以至开府于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亿天地之，总治神霄之政；应中元福境中国神洲帝王之位，建立，极度群生。(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