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出书版）第 41 节

23 并篆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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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碑可知，观元年九月十七郑居中奏乞将御笔八行诏旨摹刻于石，九月十八即得到了“奉圣旨依奏”的批复。据这批复，尚书省于九月二十付礼部施行，然牒至州，最州又符诸县。但据引“观圣作之碑”：“（观）二年八月二十九奉御笔，赐臣礼部尚书兼侍讲久中，令以所赐刻石。”显然是另外发了份御笔给郑久中，令将李时雍摹写、蔡京题额的“圣作碑”刻石。由此可推知：观元年的命令虽然发各地，但摹写、题额等工作可能立即完成，所以等于纸文；而当所有准备工作完成，观二年八月就另有了份命令奉御笔行。因此，“观圣作之碑”但省略了诏书的成立程，对于其碑的制作缘起，也作了可能的简化。

还值得注意的是汶之碑诏文的容。从北京学图书馆所藏碑拓看，《八行八刑诏》的容，有化，涉及对“诸士以八行中舍之选而被贡入太学者”的待遇。邢台碑（A152558、09863、A35619，观元年六月）、临颍碑（A152559，观元年六月）、蓝田碑（A152567，观元年十月）、陵碑（A152572，观二年五月）、临潼碑（A152584、09888，观二年十月）皆云：“等在学半年犯第三等罚，司成以考验行实闻奏，依太学贡士释褐法，取旨推恩，中等依太学等法，待殿试年推恩，等依太学中等法。”这是诏文最初的版本(215)。而在淳化碑（09879，观二年四月）、昆山碑（A152647，政和三年七月）中，文加点部分则为：“取旨推恩，中等依太学中等法，待殿试年推恩，等依太学等法。”待遇已经降低。而在所有的“观圣作之碑”中，相应的文字简化为：“中等依太学中等法待殿试，等依太学等法。”汶之碑立于观四年，容却与“观圣作之碑”致，而与般的“八行八刑碑”同。显然，郓州中都县得到了诏文的新本，但却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获赐御笔诏文，故只能自行书丹刻石。可见，“圣作”的现必须是全方位的，虽然汶之碑容已经更新，但因为是摹写瘦金，故也能入“圣作”之列。

“八行八刑碑”与“观圣作之碑”的差别说明，同份诏书，随着“御笔”与否，两者的呈现方式迥然有别：“观圣作之碑”巨的形制，徽宗个化的瘦金笔迹，以及对命令产生程的省略，都可能地突了君主本“御制御书”之于诏令的重。特别是当它们与诸种“八行八刑碑”放在起比较的时候，这种特就更为明显了。如所述，崇观间对于徽宗御笔手诏的呈现方式有系列的规定，如摹本刊石且金填，得摹打，或每半年模印成册，颁于中外。模印与摹刻于石样，都是为了保留徽宗笔迹。

总结从批、手诏到御笔、御笔手诏，最主的化是令的方式，而是命令呈现的方式——必然以瘦金书；更为严格的行之限；更为隆重的载；在石刻主呈现御笔诏书本，而可能省略其产生的程。因此，御笔、御笔手诏，主是突了君主本，而非宰相在政治生活中的角。

学者指，徽宗朝的石刻，“提供了直接的例证，可用以说明徽宗希望如何向民众展示自己的形象”；“通将诏令刻石、遍立全国的方式，显得自己是个注意入每个州、县的皇帝，希望与臣民有着直接的流，量减少臣僚传达的中间环节”(216)。这是有见地的分析，但必须指的是，徽宗朝的石刻主面向的是臣僚、士子，而非普通民众。本节所论的御笔、御笔手诏，则是官僚制部的化，是徽宗朝独特的统治方式在常命令颁行中的现：突展现了君主在王朝政治生活中的存在。

仅以《宋诏令集》为例，以“御笔”或“御笔手诏”为题的命令占据了徽宗崇宁以诏令极的比重，其所涉容分布如表：

门 类

皇 尊立、追命

妃嫔 职

皇太子 纳妃

王 优礼、外邸

皇女 杂诏

宗室 杂诏、祔葬

宰相 尊礼

典礼 南郊、明堂、天神、地祇、祖宗加谥、纪节、贡献

政事 礼乐、符、经史文籍、儆灾、学校、建易州县、官制、举荐、科举、考课、按察、俸赐、营缮、河防、马政、常平、田农、赋敛、财利、蠲复、恤穷、、诫饬、约、刑法、贬责、备御、贷雪、医方、褒恤、释、四裔·丽理

《宋诏令集》收录的此类文献有几个特点。是以“御笔手诏”为主。因为从严格意义说，“御笔”乃批指挥，并非正式诏令。《宋诏令集》“皇门”中，收录有份《立郑皇御笔》，又有份《立郑皇制》(217)；“贬责门”中，先有《邹浩重行黜责御笔》，有《邹浩衡州别驾永州安置制》(218)。这两个例子中，者应即徽宗批，而词臣据此份“御笔”了制书。《宋诏令集》中收录了量的拜、贬责制书，它们都是据皇帝给予学士院的批指挥而作的，而这些批在徽宗崇宁以应多为“御笔”，它们当然都没有被收录。二是《宋诏令集》在诏令定名是准确的。本节第三部分已提及，“御笔手诏”常常被省城为“手诏”或“诏”，故“御笔手诏”实际涉及的范围超表。

即使如此，《宋诏令集》的例子已经可以说明，“御笔”或“御笔手诏”在崇宁以，其是政和以的政治生活当中是普遍使用的，去政务理中的批指挥、诏（手诏），量被“御笔”“御笔手诏”所取代。这经了改造的常命令系，展现了徽宗朝政治生活中君主角的突，显示了徽宗个君临天的政治。

五本节结语

如本节开头所述，当时摆在徽宗朝面的既有命令颁行系，非常强调由君主“私”意向朝廷“公”令的转化，这是君主之命令法化的必然程。既然如此，全面突破、违背既有的权制约制并非明智之举；在此基础，如何在命令颁行中突皇帝个就是个难题。徽宗朝另辟蹊径，以批、手诏这两种王朝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文书为介质，在既有运行程序的基础，突政令颁行中的“御笔”形象，从而塑造了君主自与整个王朝政治之间的密联系。

这是种突君主本角的政治模式。对于徽宗而言，如何超越去诸代君主，其是兄之治，是特别重的课题。这种超越，表现在行“新法”、制礼乐、学校等许多新政措置，但政事措置容的改还够，统治方式的超越也是其中极为重的方面，徽宗朝的御笔名目等等措置，就是在这样种政治背景现的。但本节再强调，御笔名目改的是皇帝命令的颁行实质，而是外在面貌。这主是种政治的表达，强调徽宗自己与所谓“圣治”或曰“盛世”之间的联系，而是万机独断、主威独运。

靖康以，御笔、御笔手诏并没有被南宋政治所摒弃，御笔批（或曰笔批）、笔诏书（御札子）都有相当重的位置。事实，既是帝制，则君主的批示本就是常政治天然的组成部分，而其中的笔批示，则始终会有特殊的地位：君主固然乐得自己的笔迹有法定的政治效；对臣而言，君主笔意味着寻常的眷顾、重视，因而也有相当的引。这就是为什么极少有臣僚批判“御笔”本，而主是批评某些“权臣”对御笔的滥用。已提及方轸、楼钥、吕中对蔡京的批评，南宋权臣韩侂胄，对的评价也是：“己所为，复奏禀，径作御笔批。”(219)可以说，君主的笔迹是帝制政治中展现权威、增重事的必然方式；而正因其这种作用，对它的使用通常是有限度的。徽宗朝却试图将这种特殊的命令形式常化、普遍化，以突君主的角。但这是特定的政治形、政治文化的产。徽宗退位以，徽宗朝独特的政治面貌也就随之消散了。

徽宗朝君主本角的突，当然止现在常政令颁行系中。本节所论的御笔、御笔手诏主留在政治，故主作用在权的象征层面。与此同，节所讨论的公相制度，则更直接地涉及君主权控的技术问题，故而作用在权的实际层面。因此，公相制度与御笔名目说明了徽宗朝的统治所逐步确立的个特点：在权的象征与实际两个层面，徽宗本的地位皆渐突。接第五、六章所探讨的应奉问题、祥瑞问题，也抵可以说明这政治模式。这种局面，既有继承其神宗的面，又有收元祐垂帘时代的因素，更有徽宗朝自己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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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沛霞（Patricia Ebrey）指，徽宗初年引入了些“保守派”，这是于向太的旨意，而是徽宗自己的决定。见氏著Emperor Huizong，pp.520-523。

(2)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卷二五，元符三年十月，第635页。

(3) 李攸《宋朝事实》卷六《景灵西宫记》，第101页。

(4)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卷二五，元符三年八月，第630页。

(5) 汪圣铎《宋代政关系研究》，第600-603页。

(6) 参见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4期，第26-28页。

(7) 因为蔡京，有学者甚至将徽宗朝作为皇权象征化的典型。参见王瑞《徽宗と蔡京——权の络みい》，《徽宗とその时代》，第34-44页。

(8) 林介《蔡京とその政治集团——宋代の皇帝·宰相关系理解のための考察》，《史朋》35，2003年，第1-28页。

(9) 何忠礼《宋代政治史》，第246-250页。杨小《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第157-172页。

(10) 张复华《北宋中期以之官制改革》，第92、94页。杨小《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第197页。

(11) 《编纪事本末》卷三《蔡京事迹》，政和二年五月己巳条，第4121页。

(12) 《编纪事本末》卷三《蔡京事迹》，政和二年五月壬申条，第4121-4122页。

(13) 宋代的敕牒、札子的问题，参见张祎《制诏敕札与北宋的政令颁行》，第106-141页；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北京学学报》2012年2期。

(14) 《宋会辑稿》职官56之33-34。

(15) 《编纪事本末》卷三《蔡京事迹》，政和六年四月庚寅条，第4123页。

(16) 《编纪事本末》卷三《蔡京事迹》，政和六年五月甲午条，第4123页。

(17) 元以的奏钞制度抵仿唐制，“事有成法，则六曹准式钞，令、仆、丞检查签书，门省画闻”。见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卷二，元五年四月，第505页。唐代的奏钞，参见中村裕《唐代公文书研究》，第177-183页；刘滨《唐代中书门制研究——公文形、政务运行与制度迁》，第89-111页。宋代的奏钞制度研究，见刘江《〈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所见荫补拟官文书类型再考释》，氏著《北宋公文形考述——以地方公文及其运作为中心》，第114-122页。周曲洋《奏钞复用与元改制三省制之演》，未刊稿。

(18) 《编纪事本末》卷三《蔡京事迹》，政和六年八月庚辰条，第4123-4124页。

(19) 《宋诏令集》卷七〇《太师京五朝次赴都堂治事诸务特免签书》，第342页。

(20) 《俄藏黑城文献》第6册，第212页。孙继民《俄藏黑城所〈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第95-96页。孙著将此文书定名为“尚书吏部员外郎张奏状为武功夫赵忠子德诚拟补承节郎事”；而据文书的式，当为元改制的尚书省奏钞，而非奏状，孙著定名有误。见刘江《〈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所见荫补拟官文书类型再考释》，第114-122页。

(21) 王昶《金石萃编》卷四七，《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4册，第2724页。

(22) 徐自明著，王瑞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二，宣和二年六月戊寅，第792页。

(23) 《宋会辑稿》礼47之14。

(24) 《编》卷四九三，绍圣四年十二月乙酉条，第11711页；卷五〇三，元符元年十月癸未条，第119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