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出书版）第 38 节

君主如何实现对权的实际控，这是王朝政治史研究中个乏味却难以回避的问题。除了权象征外，君主的手段无非制度与事两方面。在制度，主是中枢权如何分割，宋史研究者常提到的二府制、三省制，皆指在同层级行以事任或程序的分工。就事而言，研究者常用“异论相搅”描述某些事安排。政宣权格局的基本神也是述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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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政宣“公相”以及元祐“平章军国（重）事”制度中，北宋晚期的权分割再限于同层次，而是致于建设种有差等的中枢格局：越往的层级，所理的事务范围、参与决策的频率越受限制；可谓地位越，权越有明确的边界。在这种格局，“异论相搅”也主存在于同的差等之间，特别是宰相之的“贵官”与普通宰相之间。这与通常理解中的越往权越集中有定的差异。这是徽宗朝的统治方式个比较有趣的特点。

步地，是否能认为徽宗是个“独裁”君主，或者这时期“皇权”涨呢？这个问题永远存在争议，但需厘清的是，公相制度（以及平章军国重事、平章军国事之制）和相应的事安排，都是君主控权的种技术手段。首先，这种手段并非以拓展君主自所能理的事务为取向，而是如所述，在中枢行更有层次的权分。其次，既然是技术手段，就永远充确定，是多的。无论是平章军国（重）事还是公相制度，其成、化与亡，管可能是在些度概念化的号行的，但实际是政局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与权置相关的技术手段是稳定的，随时有可能化，无法反应“皇权”起落的某种固定趋。

“公相”制度的展开，实际是徽宗朝权结构化的个方面——而且是个比较技术层次的问题。节将探讨的是御笔、御笔手诏的全面流行，这是个相对象征的层次。

第二节御笔、御笔手诏及其政治意义

御笔、御笔手诏在徽宗朝非常流行，学界对其多有讨论。在分析之，也许应该简单谈谈般的君主命令颁行方式。

在帝制时代，皇帝之意与朝廷之令常有着可避免，甚至有意为之的混淆。，至少在唐宋时期，皇帝本的批示与以其名义发布的正式命令之间，还是有着明显区分。以皇帝名义而的命令，隋唐称“王言之制”，宋代还有“命令之”的称谓，这都是指正式的诏令文书。而据中村裕的研究，隋唐的敕、诏、御札、宣这些在唐代经常现却节详的文书，则属于“私的王言”，有别于正式的“王言之制”（公的王言）(105)。这种公、私之分，在宋代虽有所同（如“御札”是七种“命令之”之，“布告号令则用之”）(106)，但却比唐代更加分明。般而言，宋代皇帝的意志，在最初并非正式的命令，而是先批示给宰相机构或学士院，然才以正式的“命令之”行。在这程中，命令由经历了由“私”向“公”的转化。

在这背景，徽宗朝量现的以御笔、御笔手诏为名的文书，其属就非常暧昧。有学者认为，宋代御笔是诏令的种，但与普通诏令同，它由皇帝直接行，容商量，是专制君权极度膨、权佞得幸的结果(107)。也有学者认为，御笔手诏是宋代正常的权制约机制被破的结果，是未经政府审议监督的、法的诏令(108)。或认为它是对宋代旧有文书系、权制约系的突破，开了皇帝直接指挥六部以行政机关的先河(109)。亦有学者将御笔或御笔手诏与宋代史料中现的御札、御批、手书、手诏、手札、批、降、批归为类，称为“御文字”，认为它们是“自于皇帝个的文书”，相当于“私的王言”(110)。无论如何，学者们都承认，御笔或御笔手诏是皇帝“私意”对朝廷“公令”的侵害。

对御笔、御笔手诏等命令方式的批评在徽宗当时即有，徽宗退位以更甚，现代学者对它们的分析、批判，很程度也源于此。，对于御笔、御笔手诏的实际式，则罕有问津。因此，本节首先探讨最为基本的问题：御笔或御笔手诏，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文书？它们与宋代既有的文书系有什么关系？在此基础，本节将分析其在徽宗朝政治中的意义，其是：作为个在政治“新政”迭的时代，北宋徽宗朝如何在“以文书御天”方面呈现自统治方式的独特？

御笔与批

御笔、御笔手诏这些说法，其实包括了三个相关的概念——御笔、手诏、御笔手诏。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首先看御笔。宋仁宗朝蔡襄云：“其御笔二字，代碑文少有称者，只是臣敢直言至尊，故云‘御’。”(111)南宋期的吴曾则说：“天子札，谓之御笔。”(112)“御笔”的字面意思无疑即皇帝笔，正如蔡京季子蔡絛所云：“崇宁有笔，乃称御笔。”(113)因此，就字面而言，“御笔”主是个修饰用语，并非特定的文书形式。

在这种况，“御笔”二字可以和各种文书名目组使用，如南宋宗建炎二年（1128）四月，福建路提刑司言：

靖康元年以所降御笔手诏、或御批手诏、或御笔、或手诏、或御批、或御笔依奏、或御批依奏、或御笔依拟定之类，未审与亦同御笔手诏引见行条法。(114)

这里就提到了御笔手诏、御笔、御笔依奏、御笔依拟定这些名目。这种“御笔某”的组，即可省称为“御笔”或“某”，如宣和七年（1125）六月，臣僚言：

恭览宣和六年二月二十八奉御笔手诏诏旨风，群翕然若少加裁正，臣恐手诏遂为虚文伏愿陛执此之令，坚若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申命有司，检会项诏旨，凡所该载事件毕举而行之职在弹纠，惟知遵奉陛御笔丁宁之意。《宋会辑稿》职官3之11—12。

这言中，诏旨、手诏、御笔都是指宣和六年（1124）二月二十八颁的“御笔手诏”。

，引建炎二年福建路提刑司的言也说明，徽宗朝的“御笔”也会被视为种特定的文书类别，与御笔手诏并列。又如政和七年（1117）起居郎李弥奏云：“惟王言之，莫如手诏及御笔乞今官司承御笔等并行关报，逐修入。”(115)这就将御笔与手诏区别为同的“王言”。

那么，作为种特定文书的“御笔”是什么呢？南宋李心传说：“祖宗时，中分事付外者，谓之批；崇观，谓之御笔。其，或以夫代之。”(116)即李心传认为，徽宗朝的“御笔”就是之的“批”。所谓批，就是指从中以皇帝的名义批的指挥。蔡絛在其《国史补》中也说：

降自祖宗有之，但作圣旨行。崇宁有笔，乃称御笔。观四年夏，始诏违御笔以违制论。(117)

“降”的义较为宽泛，据蔡絛所云“作圣旨行”可知，这里的“降”即指批。“作圣旨行”的意思，即批指挥降，会以札子（中书札子、枢密院札子，者元为尚书省札子）的形式颁施行，这些札子中有“奉圣旨”这样的固定用语(118)。结李心传与蔡絛二的叙述，可以认定徽宗朝的“御笔”其实是之“批”的种。

确实，在徽宗朝御笔之名现，二府札子中就有了“奉御笔”字样，取代了原的“奉圣旨”。今宁波鄞州区有通题为“省降御笔”的碑刻，收录了政和七、八年间明州收到的几件尚书省札子，皆是“准尚书省札子，奉御笔云云”的格式(119)。又如宣和元年（1119）十月，王安中除尚书右丞，在辞免札子中说：“臣今月二十七准尚书省札子，奉御笔，除臣尚书右丞。”(120)这两例是省札。

枢密院札子也是如此，宣和四年（1122）三月，真定府路安使赵遹奏：“臣近准本月十三枢密院札子，奉御笔：虏界为女真所侵，兵瓦解”(121)此外，俄藏黑城所宋代军政文书中，有份系宣和末某年保安军牒第七将，其保安军牒又准鄜延路经略司牒，经略司牒又准枢密院札子，相关部分录文如：

8 施行。伏乞早降分。右奉

9 御笔依所乞。今札付鄜延路经略司施

10 行。仍关牒属去，请依

11 御笔分，疾速施行。(122)

显然，牒文所据的枢密院札子乃“奉御笔”而。

徽宗朝二府札子中“奉御笔”往往取代“奉圣旨”而现，但说明了“批”与“御笔”的继承关系，也说明批、御笔在行方式脉相承。宣和四年八月二十，少师、太宰王黼言：

（枢密院）若缘恭奉御笔，或事急速，即施行，当更录门省。即特非元条制，（令）［今］中书省被奉御笔及急速文字，皆行录黄，门省审省覆奏。急速可待画者，止许先次报行。(123)

王黼此奏的本意在强调枢密院文字亦需经门省然行，但“中书省被奉御笔及急速文字，皆行录黄，门省审省覆奏”语说明，徽宗朝“御笔”仍沿袭着之“批”固有的流程，在行方式无本质改。

因此，学界通常认为的“御笔”就是越二府的“非法”命令，实是个误解。钦宗朝余应说：“臣伏睹近年以，凡有中旨，皆降御笔施行，期限严促，稍有稽违，置以恭之罪。三省、有司奉行暇，虽有违戾法宪、重复者，敢执奏。或被受即行，申三省。”(124)余应这段话说明，“御笔”既有经三省的，亦有“复关三省”而给直接付给有司的。这特点，正是它从“批”继承而的。在崇宁以，“批”有时越宰执而直付有司、臣僚，对这种命令方式的批评，自仁宗朝以降成为士夫议论绝的话题(125)。在士夫的政治理念，皇帝之令必须经宰执机构付，公私转换是必的程。但“帝制”的实际政务运行中，皇帝直接指挥有司、官员是可避免的。这两者之间的张，在北宋中期以直存在，但平衡。对徽宗朝“御笔”越二府的现象，必须从它与“批”的关系理解，方能得到理的解释，决能认为凡“御笔”即经二府的皇帝命令。

最总结徽宗朝的“御笔”：它有两种义，是皇帝笔之意；二是种特定的文书，即批，是从中以皇帝的名义批的指挥。

二手诏

御笔手诏还涉及“手诏”的概念。中村裕将唐代“手诏”归入“惯用的王言”中，即在关于“王言之制”的专门记载中见其名，实际却经常使用；认为，手诏反映了皇帝特别的想法，令起草，以诏书、劳敕书的形式行，有时称“优诏”(126)。“手诏”在宋代也很常见，在关于宋代“命令之”的诸记载中，也没有专门提到手诏。张祎认为，宋代现了和用于“号令”的“御札”同的“御札子”，其标志之就是有着“付某”形式；而因为“允手诏”就是这种形式，所以“手诏”有时即为这种“御札子”；而对于“御札子”的质，作者强调其有着皇帝笔的标志，区别于般诏敕(127)，似对应着中村裕所谓“私的王言”，有非正式的意味。

南宋赵升说，手诏“或非常典，或示笃意，及用四六句者也”(128)。诏，在汉唐都是个皇帝命令文书的总称，而非单独的种文书(129)。宋代的诏，在文既可以用四六文，也可以用散文(130)。揣赵升的解释，“手诏”应是用四六句的种“诏”：用于政事的“非常典”，或用于表示对臣僚的“笃意”。

这样还足以清楚地说明“手诏”的质，在曾任词臣的宋文集中，存留有少“手诏”，它们的归类明确显示了这种文字的质（见表）。从这些文集，特别是王珪《华阳集》和苏辙《栾城集》的编排看，“手诏”的确就是“诏”的种，属于翰林学士所草制。钱若在太宗朝为翰林学士，“时方隅未宁，边候屡警，在于署，实司密命。每天子临坐、决章奏，军书手诏，急于星，斧扆之侧，授简立成，曲事机，加点窜，秉笔者推之”(131)。如此就能理解为什么关于宋代“命令之”的记载中没有“手诏”的名目，因为它是“诏”的种。

手诏 所属类别

宋祁《景文集》卷三二 赐章得象让职第三表允断章手诏 制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二三 赐文彦博辞免两镇恩命允手诏

许手诏 制

王珪《华阳集》卷八 赐宰臣富弼乞退允手诏

赐宰臣韩琦赴文德殿立班待罪允手诏

赐宰臣曾公亮赴文德殿立班待罪允手诏

赐宰臣曾公亮已议宗室封爵当待罪特放手诏 制词·诏

《华阳集》卷二 赐宰臣韩琦免恩命允手诏

赐枢密使文彦博免恩命允手诏

赐宰臣富弼乞外任允手诏

《华阳集》卷二二 赐判名府韩琦宜从事手诏

赐宰臣富弼乞解机政允手诏